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里程碑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祎琪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不断发布过禁止珍贵文物出口、保护古建筑等指示或命令。随着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制定一部保护文物的法规已提上日程。

　　在总结十年来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全面的国家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纠正“大跃进”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错误

　　1949年11月，文化部内设文化事业管理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随后，地方政府陆续设立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

　　1950年，为抢救饱受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政务院先后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件。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大量的考古工作必须赶在工程工期之前清理和发掘完毕。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群众培训，下放文物保护管理权，普及考古发掘技术，将群众性的考古工作扩大为广泛的群众运动。

　　这一时期，考古挖掘的数量和速度明显提升。但过分追求“多”和“快”，片面服从经济建设，盲目组织群众性业余发掘队参与，忽视了考古发掘工作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仅导致质量粗糙、工作无序和不科学，还给一些文物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据北京市文物局统计，1958年至1959年第一次北京市文物普查共登记古建筑类文物3282项，但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只剩下2529项。

　　“大跃进”高潮过后，文物局围绕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的经验教训，并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

　　“那时候我们搞一个务虚会，开了几个月，就是讲为什么会出问题，今后怎么个搞法。”时任文物局业务秘书谢辰生回忆道，“大家主要认为‘大跃进’打破了科学规律，不按章办事，主观主义，所以必须要重新想办法规范文物工作，要把那些不合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纠正过来，着重解决法制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8年，所有已颁布的文物领域的文件都只针对单个问题，包括文物走私、打击盗墓、考古发掘等，缺少一部系统全面的综合性法规。

　　在此背景下，由时任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主持，谢辰生执笔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历时两年，十易其稿，终于面世。

　　通过新中国首部综合性文物保护法规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提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并确定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包括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33处、石窟寺14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77处、石刻及其他11处、古遗址26处、古墓葬19处。

　　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并将7000多处已经明确的文物古迹列为保护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并保护。与此同时展开文物普查，根据普查成果继续补充。

　　在这一基础上，同时参考梁思成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就这样确定了。

　　这份名单翻开了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历史的新篇章。

　　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召开。

　　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文化部负责人介绍说，这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是尖子，最好的，先拿出来示范，然后陆续再搞，还有若干批呢。另外省里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里还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来应该保的都得保。

　　这次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批准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依法管理文物工作步入正轨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通知》《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三个文件。

　　谢辰生曾回忆说：“当时发下去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也是我起草的。这个《指示》是按照《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精神，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凡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要保护，贯彻‘两重两利’方针；二是文物修缮，尽可能保持文物古迹工作的原状，不应当大拆大改或者将附近环境大加改变；三是继续文物普查，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是向群众加强宣传，使文物保护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