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福建清流6月21日电 (吴火招 王宜峻 张华)经历了80余年，印在一张“红军临时借谷证”票据上的印章，依旧红得耀眼。

　　毛边纸残损破边、泛黄陈旧，“干谷一百斤”等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财政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两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印章尤为醒目。

发现于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受访者供图

　　这张发现于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的“红军临时借谷证”，是苏区时期非常特殊的历史票证，票证的收藏者清流县里田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罗文森向记者讲述小小票证背后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

　　星火燃烧的清流苏区

　　福建清流，是中央苏区“东方堡垒”和前哨阵地，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1930年1月朱德率红四军经行里田时，打了三明境内第一场胜战“锅蒙山战斗”，不久，里田李坊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起清流县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引燃当地的革命烈火。同时，清流也是第五次反“围剿”重要的粮食征集储备基地。

　　罗文森说，这是他一次偶然机会从村民罗敬火的手中购得。据罗敬火回忆，这是其婶婶在1960年饿得只剩一口气时拿给他，并叫他到村大队去问问能不能用这个条子借一些粮食，并说这是红军在当地活动时，向他们家借谷留下的条子，然而没等到罗敬火拿回谷子，婶婶便去世了。

　　罗文森介绍1979年，在搜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资料的时候，自己也曾经在李坊和廖坊各收集到一张同样的借谷证，后来上交到有关部门。

　　在革命时代，罗敬火的家族里，当时也有好几个人参加李坊农民暴动，罗敬火的叔叔罗光毅后来参加了暴动成员之一罗春苟组织的李坊乡贫农团组织。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第五次“围剿”，革命形势随之严峻，苏区域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苏区粮食及各类物资越来越紧缺，征兵筹粮越来越紧迫。

　　据《红色票证》一书介绍，1933年9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第13号通令，其中第五条规定：红军流动部队，因时间关系，所过地方，仓库存谷不够供给，因临时不及向支库领取发谷凭单时，得用临时借谷票的方法。

　　根据这一规定，红军向群众或粮食消费合作社(当时清流县长校江坊村柳恕娄谦堂就设立了粮食消费合作社)借谷，需出具借谷证。红军临时借谷证便是专门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使用，面额有五十斤、壹佰斤、伍佰斤和壹千斤四种，具有使用对象的特定性和使用性质的临时性及使用地点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借谷对象很多是个体群众。

　　小小票证军民连心

　　“红军临时借谷证”，长16.5厘米，宽10.5厘米，采用红褐色油墨印制，加盖红色印章。票面上端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票面中间注明了红军借谷、还谷或还款等有关要求及事项，并盖有主席毛泽东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的印签。

　　罗文森介绍说，当年里田一带兵荒马乱，很多田地无人耕种，加之粮食产量极低，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但他们却毫不犹豫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借给了亲人红军。

　　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残酷报复曾将谷子借给红军的群众，在清流里田现身的这张借谷证，其最早的主人罗光毅就曾遭到国民党的迫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落实当年红军的承诺，兑现了群众手中持有的大量借谷证，有的得到了超出借谷证上借谷数量甚至是翻倍的兑换，也有的折领现金。

　　清流里田现身的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未加盖“兑讫”“注销”“附件”等印章，显然是一直在群众手里保存或藏匿起来的，是收藏界所说未兑换之票，更显珍贵。

　　中共党史专家认为，“红军临时借谷证”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游击战争初期红军部队向群众出具的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对群众言出必行、有诺必践的至诚品质，也代表着苏区人民与红军始终鱼水同心、同甘共苦的革命真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