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克孜尔石窟壁画，还只是第一步

　　1906年，格伦威德尔在克孜尔第4窟临摹壁画。

　　2018年，“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展”在北京木木美术馆开展，更多观众通过壁画复原后的数字影像，现场感受到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瑰丽曼妙。

　　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虽然意义重大，却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一方面，对于龟兹文化研究而言，壁画复原只是完成了基础性工作，画面内容的阐释、题记文字的破译等大量后续研究亟待跟进，对于语言学、艺术史、考古学学者而言，这都是一座资料的富矿；另一方面，散落海外的克孜尔壁画，仅仅是龟兹石窟流失文物的一部分，龟兹地区乃至整个新疆地区，还有大量损毁的石窟等待着保护、修复、探索。

　　复原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意义何在？下一步研究该走向何方？新京报邀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荣新江，和中华书局编审、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柴剑虹撰文解答。

　　克孜尔石窟为何重要？

　　荣新江：首先，我们应该想象耶婆瑟鸡寺的原貌。“耶婆瑟鸡”是克孜尔石窟寺原来的名字，我们通过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找到了它龟兹语的原名。实际上耶婆瑟鸡包含的区域非常大，克孜尔石窟寺是当时龟兹的第一大寺，也是整个西域地区的第一大寺。

　　西域地区有两大佛教国家，北道信奉小乘佛教的龟兹，南道信奉大乘佛教的于阗，没有其他国家比这两个更大。这两个王国的财力才足以支撑大型寺庙的营建，因为佛教是寄生性的。由于于阗在南道，离山体较远，所以基本上是在地面建寺，先要立起墙面，才能制作雕塑，绘制壁画。又由于东北风常年吹袭沙漠，致使早期的寺庙逐渐为沙漠掩埋。而北道龟兹的寺院，特别是石窟寺，往往依山而建，在山坡上或山脚下，墙可以劈山而立，或造窟而入，即可绘制壁画。

　　克孜尔石窟寺虽然有很多洞窟已经塌毁，但现存的洞窟还有345个之多，如果原本的石窟寺完整地保存下来，就连敦煌莫高窟也无法与之匹敌。它壁画最多，雕像最多。所以我们要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座西域的第一大寺有多么雄伟，多么辉煌。

　　我们历史研究的对象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损毁，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人文的想象力来举一反三。对于克孜尔石窟，我们需要以现存的洞窟为基础，想象这个石窟群原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佛教史的框架下去想象。克孜尔石窟代表着佛教的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音译为萨婆多部，部派佛教中的一部)思想，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是说一切有部重要的中心之一。

　　说一切有部的研究资料包括文献和壁画两个方面。克孜尔石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出土有梵文和龟兹文(所谓吐火罗文A方言)的大量写本，过去季羡林先生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其中的梵文写本的。整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雕像、寺院，其布局和结构，都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些内容构成了佛教世界中说一切有部的完整画面。

　　唐朝初年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到了龟兹，遇到一位说一切有部的国师。玄奘把他们贬得一塌糊涂。因为玄奘是大乘教徒，看不起小乘教徒，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法是玄奘自己的一面之词，无法验证。如果把克孜尔乃至龟兹地区出土的梵文、龟兹文佛典和石窟图像解释清楚，就可以恢复被玄奘所掩盖掉的龟兹说一切有部的情况。

　　如何看待流散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柴剑虹：流散海外的文物回归，一直是近百年来我国学人乃至广大民众关切和热议的问题。根据耿世民和荣新江两位教授曾经发表的文章，可以得知，仅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的四次“吐鲁番探险”(1902年11月-1914年初)，就掠取了新疆地区大量文物：

　　第一次(1902.11-1903.3)从伊犁经乌鲁木齐到吐鲁番，主要盗掘地点在高昌故城、胜金口、木头沟一带，劫走文物46箱；

　　第二次(1904.11-1905.12)经塔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及哈密，主要盗掘地点在高昌故城、伯孜克里克、木头沟、土峪沟一带；

　　第三次(1905.12-1907.4)从塔什干经喀什到库车，主要活动地点在库车、焉耆及哈密，劫去文物116箱；

　　第四次(1913.6—1914.1)经喀什到库车，盗掘地点就在库车地区，劫走文物156箱。

　　据悉，仅入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新疆文物就达4500多件。由于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等众多复杂的原因，这些流失文物的实物回归多年来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高清复制技术(包括3D打印)的进步，为文物回归开辟了新途径，也带来了新希望。对于克孜尔石窟的流失壁画，目前赵莉团队所做的复原研究，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基础性工作。如果我们能照此按原样高仿壁画、复制洞窟，那些散藏在各国、各处的壁画原物也会更快进入由图像复原到实物回归的日程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