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也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对新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呈现方式和基本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也以特殊的形式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百年党史与百年新文学史关系的角度回望历史，既能对党的辉煌历史和巨大成就有更加形象的认识，也能在对中国新文学道路和成功经验的总结中获得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启示。

　　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始终相生相伴、相互呼应

　　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一同诞生的，二者都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中的必然产物。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同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和传播也是新文学家的重要工作。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创立了一大批文学报刊，推动文学革命发展，这些报刊同时也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阵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文学理念，给旧文学以准确而猛烈的抨击。李大钊与陈独秀紧密呼应，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将新文学与“社会写实”联系起来，赋予新文学以现实性和战斗性，而这正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品质和特征。瞿秋白同样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还写下了记述留学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堪称是新文学理念最早实践成果的纪实文学作品。

　　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舆论基础。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又是新文学基因浓烈的文学家。他们同时拥有新文学基因和红色基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激发，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始终相生相伴、相互交织、相互呼应。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十分重视新文学对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对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文学思潮流派的组织和领导，在积极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和普及革命思想。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非常大的文学社团之一。该社团的发起人包括沈雁冰(茅盾)、郭绍虞等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家。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以血和泪的文字揭露黑暗现实，在“启蒙”的意义上呼应了党教育、发动群众的使命。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另外一个文学社团，发起人郭沫若、成仿吾也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家。1925年五卅运动后，创造社开始倾向革命或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大力提倡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和第1卷第9期发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为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斗的阵营”。1924年，早期入党的革命作家蒋光慈与沈泽民成立春雷社，他们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春雷社是我们党早期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学社团之一。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是鲁迅，实际的领导者是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左联”作家在文化战场上勇敢战斗，通过创办《拓荒者》《文学月报》《前哨》《北斗》《十字街头》等刊物，开辟了一批传播革命思想的文艺阵地，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文艺界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巴金等45人为理事，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有力地团结了各地各领域的作家、艺术家，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作为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呼应，延安革命根据地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推动解放区的文艺运动。“边区文协”成立之后，又组建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大众读物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党在解放区创立的文艺团体和机构及其所开展的文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很好地发挥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