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世界文学同行(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王中忱

　　世界文学当然应该包括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文学，但文学文本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成为有生命的“活的文本”，无论怎样杰出的经典之作，只有进入跨国家跨地区跨语言的阅读，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新文学，在其酝酿、萌生和初创时期，就以前所未有的自觉去汲取域外文学的营养，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在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被殖民”的弱势位置，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自然也备受漠视。直到国际左翼文学思潮蓬勃兴起的“红色三十年代”，中国的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关注，与同时代世界文学产生共时性互动，丁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域外读者视线之中的。

　　“营救丁玲”：国际左翼同声相应  

　　丁玲最初引起国际文学界的关注，缘自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对她的逮捕。1927年底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的丁玲，先以描写“摩登女性”著称，不久便以《韦护》《水》等作品，成为中国左翼作家的代表。而国际文学界针对丁玲被捕事件发声，既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所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抗议，也促成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国际性传播。

　　当时活跃在上海的美国记者、小说家史沫特莱和她的左翼朋友伊罗生等人，不仅迅速把丁玲被捕的消息发表到英文媒体，广泛呼吁营救丁玲，同时也翻译了丁玲的小说作品，发表在美国的著名杂志《亚洲和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上。据有关研究，史沫特莱和美国著名作家厄普顿·辛克莱都注意到了丁玲的写实主义作品里潜在的政治感召力，注意到她的小说《水》所表现的自然灾害景象，能够让美国读者联想起中西部地区的相似天灾，而“洪水”所隐喻的底层民众逐渐增长起来的集体抵抗意志，则可解读为超越了文化差异且能广泛号召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加入人类愤怒大潮的象征。史沫特莱参与翻译的《水》英译本，有意突出了原作中奔腾的洪水和急剧运动的人的身体的描写，从而把丁玲小说融入到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美国左翼小说潮流之中。(参见苏真《如何营救丁玲：跨国文学史的个案研究》)

　　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左翼文学界也参与了“营救丁玲”的行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伐扬·古久列等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其中，伐扬·古久列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编、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他深刻关切中国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命运，曾与以描写同时代中国革命著称的小说家马尔罗一起组建中国之友委员会。1933年7月，伐扬·古久列和阿拉贡创办《公社》月刊，翌年便登载了艾登伯翻译的丁玲小说《某夜》。艾登伯二战后曾参与萨特、雷蒙·阿隆等创办的《现代》杂志，并以研究象征派诗人兰波和古代中国文明与欧洲的关系成为享誉世界的学者。但在当时他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旅居法国的中国诗人戴望舒帮助了他，使丁玲的作品初次转换为法文便以高品质的译文呈现在具有前卫色彩的左翼文学读者面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布拉格学派汉学研究奠基人的普实克也参与了“营救丁玲”。1932年他来中国留学，专业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中国和捷克所处的共同境遇，让他在中国新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了共鸣，而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为翻译弱小民族文学所做的努力，更让他感佩不已。1934年，他在捷克的《创作》杂志上发表关于丁玲的评论，第一次把这位女作家介绍给地处欧洲的弱小民族国家，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所说的跨文化译介。

　　透过丁玲理解中国革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逃脱了国民党囚禁出现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丁玲，以一个文艺战士的姿态奔走于抗战烽火前线，她的传奇经历使她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对象。这一时期来到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都竞相把丁玲作为报道对象：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等，都生动记录了丁玲的战地生活和文学创作。而在抗战胜利之际，丁玲抗战时期的新作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各国读者借以认识中国革命及革命文学的重要文本。

　　1944年，胡风在桂林选编出版了丁玲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丁玲作品集中外译提供了便利。1945年，印度的Kutub出版社印行了此书英译本，使丁玲的名字为南亚地区人民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