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考古必须走向大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拿起精巧的“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再细细扫去浮尘，青铜器、元宝、铜佛、铜鉴、银牌……慢慢呈现出原貌，这是眼下正在火爆的“考古盲盒”。最早推出这种文创产品的河南博物院最近又开发了文物修复系列，给“考古官”挖掘-清洁-拼摆-粘接-修缮-描金等一套完整的陶瓷修复体验，5月20日刚刚上线的几百个，很快卖光。

　　“通过体验考古学家的乐趣，理解文物，加深人们对历史和考古的认识，”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推出“考古盲盒”的初衷。他觉得，考古和文物不该待在象牙塔里，考古人应该主动与民众走近。  

　　随着公共考古这一概念从西方进入中国，近些年考古界越来越重视考古研究与公众的沟通，“文物热”持续发酵，从“考古盲盒”脱销、三星堆遗址“上新”，到清明节假期的“考古旅游热”“博物馆热”，再到2020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过去相对冷门、板着面孔的考古正在变得“亲民”，自带流量。

　　各地的博物馆也早已摆脱“陈列室”的旧貌，利用多媒体技术从考古、文物延展到了展演、文创，形成链条，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关注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考古虽“曲高”，却逐渐不再“和寡”。

　　走出象牙塔

　　公共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概念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但由于国情不同，这一概念在进入中国后，无论内涵还是外延一直在学界、业界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关键点在于public到底应该翻译成公共还是公众，公共倾向于遗产管理以及公共事务，公众面向的则是一个群体。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长期从事公共考古工作，他曾给公共考古一个解释：开展公共考古的目的，是使考古与社会或公众之间结成利益一致的社会关系共同体或联合体。

　　在中国，尽管老一辈考古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考古通俗化的重要性，例如考古学家夏鼐从1949年就开始以“漫记”(《敦煌考古漫记》)的方式向公众讲述他的西北考古之旅，既有对古代遗址的严谨探索，也有对风土人情的生动描述，称得上是成功的考古科普。但业内真正开始重视公共考古，还是以曹操墓的挖掘为转折点。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局发布消息，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并向社会宣布了此项考古成果和专家认定曹操墓的六大依据。消息一经发布，质疑声即起。

　　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下结论“为时尚早”，六大证据是推断出来的，结论令人生疑。接着，收藏家马未都接连发文，对“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担心。这些质疑加大了公众对曹操墓的关注和讨论，从“铁证”石牌的真伪，到发掘、论证过程是否草率，从有无“七十二疑冢”的论争，到为何没有墓志出土的质疑，再到对地方利益的猜测……对曹操墓的争论很快发展成了公共事件，甚至谣言四起，说曹操墓系伪造，河南省文物部门紧急组织专家回应各方质疑。曹操高陵引发的争议后来被学界称为“高陵现象”。

　　“高陵现象”在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考古学家们发现，一旦到了公共语境中，专业人士竟然无法引导舆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奚牧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个时候业内都认为，考古真的应该面对公众了，再不这样做，考古学界会陷入很被动的位置。”

　　事实上，在“高陵现象”发生之前，考古界已经“被动”了很久。90年代开始，各地方大兴土木，那时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还不强，将城市文物保护推向城市建设的对立面，认为文物保护是城市建设的绊脚石，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始于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在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看到文物面临的巨大危机，很多考古学家急迫地希望公众能够了解考古和文物的重要性，希望发出呼吁，却发现不但缺乏渠道，而且考古学家还背负着某种负面形象，并不被信任。

　　那时，在经济大潮涌动下，盗墓和文物走私猖獗，严重时盗掘团伙甚至威胁考古学者的人身安全。盗墓文学兴起后，又有不少网友把盗墓和考古混为一谈，把考古戏称为“官方盗墓”。奚牧凉说，这些事情给考古学家带去极强的打击和侮辱感，“大家都迫切地想向民众澄清这些事，让他们了解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