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6.14总第999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把洛阳铲，直径几到十几厘米，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一颗遥感卫星，飞行在200公里到3.6万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现在，这两者都被用在考古中。  

　　今年，现代考古进入中国已经100周年，考古技术与百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出地下宝藏，符合人们心里对考古的传统意象，却远非当代考古的全部。如今，考古人员往往在实地勘探之前，就已经利用卫星、无人机等方法，确定了落铲的地点。

　　“动植物、矿物鉴定等手段，让我们比以前更了解古环境和当时的植物种类、矿物来源等。卫星、无人机等工具改变了测绘方式，可以更大范围、更精准地理解大地貌。”良渚遗址第三代考古领军人物刘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遗址，历经四代人85年的考古发掘，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良渚考古的几次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良渚工地上的技术迭代，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变迁。

　　塘底打捞良渚文化

　　良渚博物院里，陈列着一本斑驳的考古报告，封面浅黄，隐现点点暗沉的污迹，上方两个大字：良渚，其下署名：施昕更著。这本考古报告于1938年在抗日战火中出版，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面世记录。

　　后来震惊世界的良渚遗址，其第一代发掘人几乎只有施昕更一人。他初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只有25岁，去世时仅28岁。他是余杭县良渚镇本地人，1936年时，在西湖博物馆作地质矿产助理员，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有几件带孔的石斧让他似曾相识，老家良渚镇上似乎也曾出现过。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回到老家，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当时正是抗战爆发前夕，在战火逼近之前，发掘工作草草结束，仅模糊地标了12个遗址点，如“棋盘坟”“茅庵前”“苟山前后”等。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次日，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当年年底，杭州沦陷。

　　国破家亡之际，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一个考古发现，与同时期殷墟的惊世发现相比，良渚也显得黯淡无光。杭州各类机构被迫迁移，西湖博物馆馆长将施昕更推荐到瑞安县，在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施昕更孤注一掷，一心要将故乡的发现公之于世，他仿照山东城子崖考古报告，有样学样写出了《良渚》。“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他在卷首语写下这句题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昕更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这本《良渚》报告写得挺规范。

　　他仅懂一些古生物学知识，无力对手上的古物作出进一步解释。当时，中国考古起步只有十几年，史前考古的理解框架尚未建立，挖出了一大堆问题。

　　他根据有限的最新考古学动态发现，良渚的黑色陶器，与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因此，他把考古报告副标题拟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用黑陶定位良渚，而非后来被证明意义更为重大的玉器。

　　能够直接检测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还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国。判断文物的年龄，只能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两种传统方式，也就是通过埋藏的地层深浅和器物的特征，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对比，判断谁早谁晚，大致定位年代。

　　就在报告出版第二年，1939年，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在缺医少药的瑞安去世。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他发掘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

　　竹签剥出惊世“王陵”

　　良渚遗址冒了个头就沉寂了。1963年春，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进行小规模发掘，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之后，发掘再次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