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虽然以历时8个月、被歼灭70余万的结果宣告破产，但他们不甘心失败，转而采用重点进攻的策略，集结重兵，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攻势。国民党反动派在两处战场上均告失败，解放全中国的时间表因此大大提前。

　　1952年，当一支穿着国民党军装、携带美式装备的队伍再次走进山东沂蒙山区时，当地百姓旧日的怒火被点燃，他们捡起石头就投向队伍。军事参谋赶紧跑过来，向父老乡亲们解释说：“我们这是在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战争史诗片、军事片《南征北战》。

　　老乡们的怒火平息了下来，国民党军的扮演者却很难被说服，因为他们其实是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志愿军将士。让“最可爱的人”去扮演“最可恨的人”，同志们实在想不通，不免闹情绪。领兵的营长耐心教育大家，拍电影、演反派也是光荣的任务，是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这才做通了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愿意服从导演的指挥，毫不含糊地投入到新任务中。

　　另一个与真实历史和电影情节高度相似的，是老乡们的深情厚谊。为再现解放战争中民工踊跃支前的场面，摄制组邀请当地老乡来做群众演员。由于老乡们散居在各个村落，成荫导演一度担心他们不能按时到达拍摄地点。出人意料的是，老乡们提前赶来了，还找出那几年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物件，一起带到了现场。拍摄时正值初夏，当老乡们听说要拍冬天的戏时，马上帮着剧组把摄影机取景框内出现的树叶都捋了个干净。

　　人民群众对人民电影的支持，一如他们对人民战争的支持。志愿军将士对人民电影的贡献，也一如他们在人民战争中的贡献。他们不懂电影专业，但他们义无反顾。这一前所未有的电影创作模式，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片《南征北战》。在距今近70年的时光里，《南征北战》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爱，成为几代人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

　　《南征北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1951年初，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创作并演出了话剧《战线》，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在陈毅同志的指示下，华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把《战线》改编成电影，编剧沈默君、顾宝璋合作完成剧本初稿，反复修改时，原话剧作者沈西蒙也加入了。负责拍摄的任务交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成荫。事实上，为保证拍摄质量，这部影片统一调配了各单位和军队的人力、资源，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汤晓丹导演火线入组，与成荫兵分两路，分别拍摄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戏份，然后再“会师”完成全片。

　　陈毅同志一直关注《南征北战》的创作，给出创作方向和修改意见，粟裕同志也亲自参与影片的军事场面拍摄计划。他们的参与，让《南征北战》拥有了英雄主义气魄和革命浪漫主义气质。

　　《南征北战》是当之无愧的艺术杰作，在此之前，中国电影还未有过如此宏阔、如此精美的战争历史画卷。

　　在叙事空间结构方面，影片用运动轴线确立基本关系。解放军从右向左时，是向北大踏步地后退；从左向右时，是向南大踏步地前进。进退之间，是胶着的战斗过程，加入了纵深、高下两个方向的构图和调度。这让观众对“运动战”“阻击战”“歼灭战”等军事术语都能一目了然。片中数次展示作战地图，对重要战场的位置坐标一再提示，帮助观众把场景画面和整个战场形势联系起来。

　　叙事时间方面，由解放军的退与进、静与动、守与攻造成了心理节奏。开场台词交代出战争主题从抗日向解放转变，置景着装呈现故事发生的特定季节。通过战士行军途中的主观运动视点，让将军庙、摩天岭等场景先后进入观众眼帘。战士与家人的短暂相聚造成惊喜，接踵而至的撤离又带来不舍不解。这时，我们会理解到，为什么导演选择冯喆来出演主角高营长，他身上文武兼备的儒将气质恰到好处地抚平了从银幕上的士兵到银幕下的观众都接近顶点的情绪，也为接下来一连串的阻击、追歼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冯喆和张瑞芳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电影行业里成长成名的演员，他们很好地把早年左翼进步电影的传统和经验移植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土壤中，并奉献出新的表演状态。张瑞芳扮演的民兵队长率领民兵阻止敌军炸坝的一场夜戏，在全是男性角色的主战场之外别开生面，也为她十年后在电影《李双双》中的出色表演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