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改编戏剧,成功的路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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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改编戏剧,成功的路有多远

  自有戏剧以来,小说、神话、长诗等等,一直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作为文学作品,它们一般都具有故事框架丰满、时空转换自由、细节刻画充分、人物关系集中、场面描写细致、艺术形象鲜明的特点。因此,被改编、被扮演,变成舞台艺术作品,在真实的戏剧情境中,真人演给真人看,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远古的希腊悲剧多取材于《荷马史诗》和神话传说,而当今中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的成功之作也颇多改编自经典文学。

  1.当今舞台上文学改编的戏剧作品佳作迭出

  近年来,由小说改编的话剧,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成就不俗,比如孟冰根据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改编、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话剧,由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在全国各地久演不衰,一票难求;其中《白鹿原》创造过一场演出票房130多万元的佳绩。田沁鑫根据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李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改编的同名话剧,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不仅取得了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而且她所创造的灵动开放的叙事结构、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富有现代感的舞台样式,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  

  赵耀民根据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喻荣军根据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温方伊根据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这些剧目将上海的地域风情、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表达得摇曳生姿,令人感慨唏嘘。方旭根据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二马》《牛天赐》改编的同名话剧,由其戏剧工作室演出,这些剧目多次参加在北京举办的老舍戏剧节,颇有京味儿文化特色。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波兰导演克里斯提安·陆帕根据史铁生的小说《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改编的话剧《酗酒者莫非》,以及整合鲁迅小说形成的话剧《狂人日记》,通过当代开放的文化视角,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喻荣军根据夏洛蒂·勃朗特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简·爱》,以及根据大仲马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基督山伯爵》等充满对人性的反思、对生命存在的质询,给人以思想启迪和艺术陶冶。

  小说改编话剧的风气,如今依然势头不减,这足以说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借助文学的影响力,可以助推话剧的传播力;反过来亦是如此。牟森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毛剑锋根据阎真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沧浪之水》、冯俐根据曹文轩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山羊不吃天堂草》、欧阳逸冰根据黄蓓佳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野蜂飞舞》……在当代戏剧长廊之中,都占据着重要的艺术位置。

  2.借助文学作品的基质,结构出新舞台样式,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话剧自产生以来,虽然不过是百多年的历史,却始终伴随着剧本短缺的问题。1910年代,不仅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文体,而且文学质量的不足也是阻碍戏剧发展的瓶颈。创始之初的中国话剧便是从《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不如归》等外国戏剧、小说改编开始。抗日战争时期,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剧本创作难度加大,曹禺先生经常被各个剧团索要剧本,催得急了,他便说“正在想,正在想”,以致后来他真的写了个剧本《正在想》。曹禺先生经常说,剧本写作不容易,“那是心血”,当灵感之泉冷涩凝滞之时,借助文学作品的基质,调动艺术的想象力,生发出新的艺术旨趣,整合起新的情节逻辑,结构出新的舞台样式,无疑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汉将中外小说《阿Q正传》《卡门》《复活》改编成话剧,张爱玲曾将其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曹禺、吴天将巴金小说《家》改编成话剧,赵清阁则向《红楼梦》取材,创作了《冷月诗魂》《血剑鸳鸯》《流水飞花》《禅林归鸟》等话剧。新中国成立以后,小说改编话剧的创作潮流依然延续,出现了《骆驼祥子》《智取威虎山》《红旗谱》《红岩》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与戏剧结缘的趋势越发明显。许多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园地,汲取优秀的文学资源,以那些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的小说为蓝本,融会自身的创作灵感和生命体验,再创出适合舞台上演的剧本。

  小说与戏剧的相通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都是为了表达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与反映,都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都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是具有一定内涵、意义和情感张力的叙事,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人”是其表现的核心,人的存在、人的灵魂、人的价值、人的局限、人的困惑、人的命运等,常常是其表现的重要内容,生、爱、死是其赖以表现的三大母题,而真、善、美是其艺术追求的恒久价值。创作者抓住了这些共同点,改编便是曹禺先生所说的“事半功倍”。

  3.成功的改编应赋予小说人物生命的质感与动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