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人家的电影

　　【观澜】

　　回忆起来，我有过两次大规模看电影的经历。

　　第一次是2013年夏天，给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当评委。用时半个月，看完77部电影。每天上午两部，下午两部，晚上再两部。能够咬牙坚持下来，一场也没有落下，也是想通过难得的机会了解电影现状。第二次是2018年年底，搬家后买了一台88寸的电视机，那么大的家伙摆在新居的客厅里，老是不用觉得太亏，于是接下来有大半年时间，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就会拿起遥控器，满天满地找电影看，前前后后看了上百部。  

　　当评委那一次是想通过批量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证明，现阶段电影是否像小时候看过的那样让人信赖？在电视机上看了大半年的电影，则与文学有关——娱乐化如同电脑键盘上的回车键，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可以在文本中另起一段，有时会成就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闲笔。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家们，大都在写作初期津津乐道小时候跟着电影放映队走乡串村看电影的经历。生于50年代的小说家们也是在场者，却极少有人为此雕章琢句。“50后”在看露天电影时，正当青春，不是冲着银幕上的英雄故事踌躇满志，就是盯着银幕下的美人背影心事重重，自身成了文学现场的一部分，若想独立成篇，总觉得别扭。“60后”则是以捣蛋鬼的面目出现在现场，青春还是别人的事情，偶尔有不大不小的青春事件冒出来，往往会在文学白纸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真正通过小说与电影建立关系，是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它们在同一年里被改编为电影。1994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长沙举行，根据《凤凰琴》改编的同名电影大获全胜，赚得钵满盆盈。活动结束，收拾行李时，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是前辈作家张弦打来的。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曾经红遍全国，他后来成了改行当编剧最成功的作家。得知我要赶火车去领上海文学奖，张弦说，在作家眼里，上海文学的小奖，也比国家级的电影大奖重要。他长话短说，提醒我不可涉足电影编剧，他自己回不了头，只能叹息悔不当初。我对他说，这一次获得最佳编剧奖是著作权意义的，并非自己真心所愿。

　　张弦说，电影编剧如同人间苦海，只有过来人才会有此切肤之痛。我理解，对于身兼作家与编剧的人来说，其“痛”在于改编过程中不得不将小说的文学性一点点地消磨掉，这的确无异于身陷苦海。

　　这些年，常有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告诉我，电影《凤凰琴》和根据《秋风醉了》改编的《背靠背，脸对脸》，都是他们上学时的教材，被当成经典。对于这两部电影，我却心存遗憾。

　　在原著《秋风醉了》中，王副馆长的父亲淳朴善良，然而电影对“修鞋”引发的风波进行了改编，使他的形象变得狰狞。当年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这个情节，我不敢相信这是改编自自己的作品。我从未见过有将普通老人写得如此邪恶阴毒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但凡文学经典，也往往不会将社交场上的尔虞我诈、蝇营狗苟归结到普通百姓身上。在电影中，哪怕只有一两个镜头的价值观是逆向的，就背离了原著的文学精神。这种背离，越是发生在次要人物身上，越是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整部作品的颠覆与摧毁越是无可挽回。

　　文学不是天空中的五彩祥云，可望而不可即。文学的常写常新，也不是别出心裁的异想天开。小说《秋风醉了》的文学性表现为，在“抗洪抢险摄影作品展”中，爱好摄影的新任馆长作品中的县委书记，在指挥防汛大军时白衬衣上没有半点泥水，县委书记看后勃然大怒。在小说《凤凰琴》中，省报记者许诺要将写界岭小学真人真事的文章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最终确实发在了头版上，可惜不是头条，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文学性，越是深刻，越是无缘进入电影。

　　面对文学，电影改编者总表示会忠实于原著，然而随着娱乐化的进一步加剧，想通过强化文学性让电影从单向迎合市场转而影响市场，从而让电影的前景更加多姿多彩，已越发困难。记得看过第29届金鸡奖的77部电影后，中国电影家协会负责人请我从作家的角度谈谈对这些电影的看法，我回答说，因为有《中国合伙人》《萧红》两部，我将对中国电影高看一层。但我也不客气地说，其中至少有一半面目不堪。在获得评选资格的77部电影中，有好几部是由文学界中早有口碑的小说改编的。我一边看一边惋惜，浪费了好好的小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