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辗转千年的虔敬(3)

　　李际宁将范成法师定义为“从文物角度，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这位发现者整理经卷时，曾劝说村民将经卷交还，也曾出资回购，总计300多卷。因为在这以前，很多村民到寺里去游览时会顺手取走，糊窗糊墙；也有人觉得这经卷在家能消灾降福，于是也保存零星几卷在家；更有商人、私人收藏家将经卷贩卖至外地。

　　1934年，范成在广胜寺上寺整理调查后，得到的数字是4975卷。这些经卷对1935年《宋藏遗珍》的影印出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范成法师及当时一众重量级学者仍对广胜寺这部大藏经的复杂性感到困惑。他们还未弄清这部大藏经的结构、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情况。

　　这时，蒋唯心出现了。

　　1934年秋，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竟无，派弟子蒋唯心亲去广胜寺调查这本古本大藏经。一路上，他的经历堪比探险小说，后来，蒋唯心将这段经历写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的开篇：

　　“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缆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同人转侧，听其飘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致目疾，山居数十日不愈，书生诚无用哉。”

　　前后总共用了40多天，但书生并不“无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蒋唯心展示出了他极大的学术天才。李际宁认为，蒋唯心调查报告最核心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将本部大藏定名为“金藏”。蒋唯心在考察辨证了相关史料后，首次将有关崔法珍的史料和这部大藏的刊雕历史结合了起来。此外，蒋唯心推测全藏应有7000卷左右，而后来在赵沨所写的碑文中发现崔法珍运到中都的经版是6980卷，证明蒋唯心的推测相当准确。

　　“蒋唯心的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揭示《赵城金藏》最全面、最科学的一篇文章，是奠定《赵城金藏》今天研究的基础。”李际宁说。范成和尚有首发之功，但蒋唯心才是《金藏》的真正发现者。正是他的发现，才奠定了这部大藏经真正的文物价值和学术地位。

　　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位学术天才，1935年年底奔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架，夜里想逃跑时不幸被杀害。一个伟大的人物就这样消逝于虚无。

　　抢经

　　蒋唯心这份天才般的研究结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1934年，日本学界整理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刚刚印行。可想而知，此时中国宣布发现《金藏》，对他们是何等的震撼。

　　彼时距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只有3年。日寇在山西期间，一直谋求抢夺《金藏》。《金藏》在劫难即将来临时，遇到了又一位关键人物：当时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原名李维略)。抢救时间发生在1942年2月。

　　1986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太岳第一地委书记高扬文等当时一批与史健共同战斗的老同志撰写的《追忆史健同志》一文。文中概述了这段“抢经”的历史：

　　“1942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广胜寺《赵城金藏》。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区党委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批准后，史健作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夺经。大藏经有4000多卷，全部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于是这些宝物随队伍与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等领导关注下，历经6次转移，于1949年4月运抵北平，经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交给北平图书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