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辗转千年的虔敬(2)

　　《金藏》原本印了多少份，如今已无从知晓，但是这个数目不会太多。汉文大藏经的形成，起于公元五至六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且以官修的形式发展起来，雕造刊印大藏经的权限被掌握在官方手里。北宋开宝年间，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诞生了，此后也有民间集资雕印的功德藏。每一次雕造都要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大藏经历代以官修为主的原因之一。

　　雕造一部大藏经太不容易，崔法珍的发愿和坚持，才更难得。

　　《金藏》并不因为是一部民间的功德藏就“粗制滥造”。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所说，佛前五供，若是没有鲜花、水果，也可以供一碗清水。当时的民间信众，拿出了他们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来造这部大藏经。

　　仅仅有发心不够，《金藏》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底本，去雕版，然后印刷。提到《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正解释了这个“底本”的问题。

　　李际宁介绍，虽然《开宝藏》是佛教界有影响的大藏经，但当时对文物的概念与今天不同，人们并没有把《开宝藏》看得那么珍稀，何况当时距离北宋灭亡并没有过太久。民间发愿，写板易出错，时间又太长，不如赎买一套开宝藏来翻刻，性价比最高。

　　“把字(《开宝藏》)打到木板上，把表面的纤维搓掉，字就贴到木板上了，然后再刻。”李际宁描述覆刻过程，“所以说，毁一部《开宝藏》，刻一部《赵城金藏》，化身百千。”当时的刻工没有太多文化，连《开宝藏》的题记、写着哪些官员做了什么工作的内容全都刻进去了。

　　《金藏》的版式、字体，跟《开宝藏》是一样的。李际宁解释道，《开宝藏》是一个“祖辈”的大藏，影响到了《金藏》和朝鲜半岛的《高丽藏》。而今天想研究它，全世界只剩12卷，于是通过仍存世4813卷的《金藏》来反哺《开宝藏》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了解《金藏》的基本信息，“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有六百八十二帙。几字帙收万善同归集，示功德圆满之意，旧刻殆即止于此”(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国佛教大藏经原本是没什么规矩的，发展到唐代开元年间《开元释教录》推行后，古版大藏经都是按此系统组织的。《金藏》绝大部分版式为每板23行，每行14字。此后经历散佚、补雕和抄补，版式有不统一的部分，也有此故。

　　《金藏》名字中的地名——山西赵城县(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并非它的刻造地点，真正的刻造地点是在距赵城不远的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西十公里的静林山天宁寺，由“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之所以名叫《赵城金藏》，是因为1933年在赵城广胜寺首先发现的这个印本，是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1160～1264)在燕京刷印后，将散页运到赵城，由庞家经坊粘合装裱成卷，并在每卷卷首加上了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一幅。很多人误以为扉画上写着赵城广胜寺便是广胜寺印刷的，其实不然。

　　李际宁说，《金藏》在广胜寺被发现，在西藏萨迦寺也有550卷，“是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派人去慰问时发现的，550卷只是很残的一部分，可窥一斑。因此不表述为《开宝藏》是孤本，只说它传世极其罕见”。

　　佛教典籍专家、编辑《中华大藏经》的核心学者童玮在《〈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一文中讲到：“《赵城金藏》不仅保留了数千卷几乎散失殆尽的开宝藏本和辽藏本的复刻原貌，而且还有少数卷帙的辽代坊刻本在内，为研究佛经版本、校勘和木刻雕印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可谓’稀世之珍’。”

　　重现

　　《金藏》有命运里的“贵人”，在它寂寂无名时，在它九死一生时，总是遇到了对的人。

　　在《金藏》被发现前，无论是寺院还是学界，都缺大藏经。李际宁在《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梳理了发现它的历史和经过。1930年，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山西救旱灾考察时，发现了罕见的宋元版《碛砂藏》，于是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

　　但是，想要编纂这部以宋元古本为底本的大藏经没那么容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凑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1931年10月，一位关键人物加入了影印宋版藏经会，他就是范成法师。配补缺卷成了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范成也是其中一条配补的“业务线”。当他扩大调查范围，于1933年夏天来到广胜寺时，发现了“无上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