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辗转千年的虔敬(4)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史健之子李万里耗费了近40年的时间。李万里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不断挖掘八路军当年保护《金藏》的历史真相，试图以一力与伪史“死磕”。“抢经”过程的历史亦有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佐证。

　　纸上数行字，故事的背后却并不简单。无论是日军抢经消息的获取，还是史健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战士的冒险抢救，只要有一步行差踏错，《金藏》或许就不会是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国之瑰宝，而只能充满遗憾地望洋兴叹了。

　　当年提供抢经情报的人是穆彬，原名马殿俊(曾任太岳区第二地委敌工部长)，当时受史健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李万里访谈当时的太岳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时，张天珩说：“残酷的‘反扫荡’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切肤之痛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关心也排不上队。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干部普遍文化素养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眼光尤为难得。”

　　李万里说，这批经卷虽然珍贵，但是“当年保护也就保护了，非专业的驻军，每天的任务就是打仗，擦肩而过也不会被追究”。史健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有其特殊的渊源。史健本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父是开明士绅，曾创办女子小学和县里第一个图书馆，还曾任当地劝学所所长多年，雅好收藏。

　　抢救经书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请上级批准，否则弄巧成拙就是“破坏统一战线”。赵城一共有两座寺庙，兴唐寺比广胜寺大。李溪林接到史健通知后，先派县游击大队长徐芳生去兴唐寺调查，扑空了，方知经书在广胜寺。

　　于是，李溪林带着徐芳生和警卫员赶往广胜寺。然而，住持力空和尚一开始态度很冷淡，面露难色道：“太原失守前，一战区中央军卫立煌的中将军长亲自来找我要经，我没给。太原沦陷后，二战区阎长官派师长来要经，我也没给。”李溪林等人跟他说明，据可靠情报日寇马上要来抢，军情急切，刻不容缓。最终，力空和尚同意给经，但只肯亲手交给朱总司令。

　　抗战初期，朱德曾率队在赵城县马牧村住过，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溪林劝力空和尚说，朱总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先把经书运到根据地，再让朱总司令的秘书补个借条送回来。力空和尚才勉强同意。

　　当时除广胜寺东北方向有山路可通根据地，其余均有日军驻扎，陷于敌人包围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抢运任务定在夜间紧急执行。经卷被藏在三米多高的大佛基座里，从晚8时到凌晨12时左右，全部安全运出。

　　在撤退的过程中，部队曾与日军发生交火，有多名战士牺牲。我军没有恋战，将经卷直接运到根据地内安泽县的亢驿村，当时这里是太岳第二地委的机关所在地。史健当时就在进出根据地的隘口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

　　“今天知道这是文物，但当年的普通人并不理解。领导人要带着强烈的历史感(与战士)说通这件事，恐怕不容易。”李际宁说。在当年转移经卷的过程中，确实有小战士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还将经卷空白处撕下订成本子，史健发现后极其痛心，称谁再损害必须受纪律处分。

　　但也是这批小战士，背着经卷辗转于崇山峻岭中。渡河时，先遣队拿着树枝探深浅，将经卷顶在头上，生怕弄湿它。战士们背着重重的行囊，有时候几天都吃不到粮食。但保护这些经卷是军令，它们躺在战士的背上，就像他们的粮食、水和枪支弹药那般重要。

　　面对日军的频繁骚扰，经卷没有如计划般运抵延安，而是存在了山西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这里是太岳区的核心根据地，也是运往延安的必经之地。

　　修复

　　多番转移，虽然在特殊形势下保住了经卷，但因条件简陋，等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将《赵城金藏》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文物情况已不乐观。经卷受潮，很多经卷长满黑霉，粘连在一起。杜伟生形容：“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根木炭，硬得就像一根木棍。”

　　1949年5月14日下午4时，北平图书馆专门为《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召开展览座谈会。会议由北平图书馆代馆长王重民主持，于力、范文澜、王冶秋、马叔平、向觉明、韩寿萱、周叔迦、巨赞法师、晁哲甫、季羨林、张文教、程德清、赵万里等一批与《金藏》有关、或对古文献有研究的官员、重量级专家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