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辗转千年的虔敬(5)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赵万里提出的“保存原样”，即整旧如旧，最大程度保存书本身的“时代背景”，而非一律改为新装。等待修复的，除了这批转移来的经卷，还有北平图书馆此前收购的192卷，和其他私人收藏的二三十卷。

　　修复工作进行得不易。当时经费很少，连找修裱用的纸张，都要靠巨赞法师、李济深和其他社会名人向香港等地的海内外人士募得捐助。直到1950年6月，修复用纸才准备完毕。

　　找合适的修复人员更难。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紧张，不得不考虑支出。原本有4人参加修复工作，每人每月以180斤小米为工资。但是因为要修复的古籍藏书太多，全馆人手不足。当时很难谈得上对古籍修复进行大规模的人才培养，《金藏》修复人员一度减少到1人。1957年，这种情况还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李一平的不满。李一平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批评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再这样下去，这部有名的藏经就会霉烂完了”。后来，文化部批准增加裱工3人。杜伟生介绍，当年为了找经验丰富的修复人员，图书馆四处物色，到琉璃厂请来了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这份工作从1949年7月到1965年，用了近16年的时间，只留下了一册“金刻赵城藏修理簿”，仅记录了从书库中取走了几卷《金藏》。

　　李际宁认为，在当年人员、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承接这么大型的文物保护项目，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可以苛求前人，但是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前进。比如，有的经卷碎成两截，不同的人修不同的部分，但是一个经卷修完了，却变成了两件。

　　由于被选作新编《中华大藏经》的主要底本，《金藏》更加声名大噪。今天，《金藏》从诞生到修复百转千回的故事，也成了各方感兴趣的热点。但如李际宁在讲述《金藏》发现始末的文末写的那样：“《赵城金藏》发现至今，历史距我们并不算太远，但是，一段学术史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以讹传讹的‘故事’广为传诵，历史走样，真相‘遗失’。”

　　有人对学术成果不加严格考证，就否定蒋唯心的研究；而就八路军抢救《金藏》的一段，则有各色演绎。李万里去实地调研时，也见过为了证明本村曾存放过经卷、争抢“红色旅游”的名目，一些含糊其辞、往自己脸上强行贴金的现象。

　　《赵城金藏》的故事很热闹，但里面充满了需要仔细研究的东西。“不要光凑热闹，光听故事。”李际宁说，我们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从称呼上，外界愿意说《金藏》是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之一，但李际宁觉得，国图可堪被称为“宝”的古籍不胜枚举，“我们更喜欢叫重要馆藏”。

　　此前限于公布资料的手段有限，如今数字化之后，《金藏》的文献研究才刚刚开始。实事求是地用学术的方法做好研究，用平实的心态了解《金藏》的来龙去脉，或许是对故人以青春、生命来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古藏的最好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