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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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2005年10月12日,樊锦诗向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受访者供图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国博剧场举办“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永远在路上-文博人的初心与坚守》专题报告。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2009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受访者供图

  “我不像很多报道中写到的那样厉害,”樊锦诗说,“我是服从国家分配去的敦煌,几次想离开都没有离成。”

  10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上,面对600多位听众,这位“敦煌的女儿”主动打破“光环”。

  连续两年,樊锦诗收获国家级荣誉。去年,她被评为100位“改革先锋”之一;今年国庆前夕,她成为42位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是其中唯一的“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樊锦诗都与她热爱的敦煌壁画和彩塑相伴。但她也坦陈,其实一开始对敦煌的恶劣生活条件有所恐惧。

  因为家庭长期分离,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成行;临近退休的年纪,又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一干17年,直到年逾古稀。如今,敦煌仍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做。

  离不开,也舍不得,她感叹:“敦煌是我的宿命。”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敦煌的女儿”倍感不安

  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

  接连获得两次国家级荣誉,樊锦诗没有把奖状留在身边,都交给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向同事们鞠一躬:“这是几十年大家奋斗的结果,所以我要谢谢大家。”似乎她只是代大家领取了荣誉。

  樊锦诗身材瘦小,81岁的她在600多人的注视下,微微弓着腰,缓步走到舞台中央。这场报告会上,台下坐了国家各部委代表和故宫、国博等文博机构同仁,她之后的两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也都到了现场。

  樊锦诗不常经历这样的场合,她一生低调,鲜少接受采访。1984年令她全国知名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也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发的。刊发以后,她保护敦煌的事迹、她与家人常年分居多地的经历全国尽知,“‘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称她为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塑造了“莫高精神”。

  敦煌石窟的保护始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莫高窟四百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宣告结束。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接任第二任所长,也是后来成立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樊锦诗是保护敦煌的第三任掌门人,1998年上任,2014年退休。

  樊锦诗认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我们文物行业保护了几十万年以来石器时代的文物,保护了中华5000年文明遗产,保护了近现代文化遗产,这都是数量有限的文物保护者们做出的工作。”她说。

  就像沙漠中的敦煌,中国很多文化遗产分布在山沟、农村、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大量文物保护者坚守在这些地方。“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这两个荣誉也是属于他们的。”樊锦诗说。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常书鸿所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

  樊锦诗首次踏入敦煌是在1962年,那是她大学最后一年,被派往敦煌毕业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宿白先生。

  能去敦煌实习,让24岁的樊锦诗兴奋了一路。她从中学时就对敦煌心生向往,凡是有关的展览和出版物都格外关注,“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实习经历的大半都是令人惊喜的。第一个星期,敦煌专家带着这群北大师生在被积沙掩盖的崖壁上攀援,一个个洞窟看下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丰富多彩、灿烂瑰丽,栩栩如生的壁画、彩塑令我震撼、倾倒、陶醉,怎么说都不为过。”近60年后的今天,初识敦煌时的震撼,在她脑海中仍然清晰。

  洞窟外,却是另一个迥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