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一株大榕树，绿油油的叶片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光芒，须根像层层门帘一般垂着。绿荫里人们三三两两，或在摇扇乘凉，或凝视着眼前的一片半月水塘，水塘里种满荷花，后面便是横成排竖成行的青砖瓦房。

　　我见过太多岭南乡村，这地处广东省台山市的大纲村，模样似乎和别的村子没有大的不同。穿过村道，从巷口往里走几十米，便看到一处青砖大屋，门口很窄，只可容一人进出。门口木匾上刻着五个字：林基路故居。

　　木头门扇，漆成暗红色，门扇上挂有铜环，似乎期待着人们叩响。我正要抬手，重重思绪一时涌上心头：他心头有一颗怎样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从台山迈步广州、走进上海，而后东渡日本，又重返上海再赴延安而至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库车、乌什？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从岭南走到新疆，化身为金灿灿的胡杨？答案，也许就在这扇门后。伸出手去，轻轻一推，“吱呀”一声，门开了。

　　房子不大，单层砖木结构，建于清末，东西两房，中间为厅堂、天井，院子里铺着凿平的石块，屋子里铺着赭色地砖。房内均是寻常家具，厅堂门口挂着一副木质楹联，左书“和厚家风”，右书“修齐世德”。厅堂内摆有方桌长椅，右侧墙角倚一木架，每格上都放着一张笸箩，估计当年是用来养蚕的。屋内陈设简朴，既有乡土劳作氛围，又不乏当地的文化气息。  

　　台山旧称新宁，素有侨乡之称。林基路1916年出生，其祖父原是个穷苦的耕田人，后为生计所迫到美国谋生，林基路的伯父和叔父也跟着去了美国。而林基路的父亲因为天资聪颖，留在家中读书，希望能走科举仕途。然而待其学成赴考时，科举考试废除了，林父便攻读法律回台山当了律师。虽然科举未成，但林父念念在兹。林基路乳名福照，初起学名国梁，后改名为梁。其兄乳名福顺，初起学名国栋，后改名为栋(曾是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广州学联主席，后与朋友赴香港办学)。其弟乳名福佑，学名国干，后改名为干(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内微波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林父希望几个儿子好好读书，成为国家栋梁干才的用心可见一斑。

　　1930年夏天，少年林基路碰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留学日本的谭秀峰(即何干之，广东台山人，陕北公学初期的主要教员之一，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党史系主任)等一行人从东京回来，在台山举办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究班，主讲现代世界观和新文学，实际上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研究班主要吸收部分中学生和小学教师到班学习，林基路主动要求参加。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对林基路幼小的心灵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作为殷实人家的子弟，他联络一批同学和师长，在自己就读的任远中学开办民间夜校，吸收附近无钱入学的贫民子弟四十余人入学读书，还编写了一篇名为《中秋节》的国文课文。

　　开阔了视野的少年林基路一路求学，几经辗转，从台山到广州，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又重返上海参加了左联。1937年9月，延安发来电报，要从上海调一些做文化工作的人过去。对革命圣地向往已久的林基路听到消息，迫切要求前往。1937年10月初，林基路到达延安。据同为台山乡亲的同行者李云扬回忆：“虽然城小得只有几条土屋街，人少，店小，但当时却满城熙熙攘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祖国英雄儿女。”

　　林基路和李云扬进入党校学习，且被编入同一班，林基路被推选为该班的班长和党支部委员。一日，党校干部处处长找他和李云扬谈话，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派他们进疆工作。为了保守党的干部机密，中央要求所有入疆的干部改名。经过一番考虑，林基路将当时的名字“林为梁”改为“林基路”，而李云扬改名“李志梁”。

　　1938年2月，林基路、李云扬等一批赴疆干部自延安出发，先到西安，再化装为平津一带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挤在三辆运输卡车上到达兰州。因为当时赴新疆交通不便，林基路一行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等了一个月。后来有架苏联运输机从兰州出发飞往哈密，他俩这才得以成行，然后再转乘汽车到了迪化，一路可谓几经辗转、历尽艰难。林基路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李云扬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后任巴楚县县长。

　　巴楚县我没有去过，但巴楚所在的喀什地区我去过。那里夏天的太阳晃眼，白亮亮的，到了晚上十点还不肯收敛光芒。从喀什地区喀什市开车走一白天，晚上到和田地区和田市，一路基本都是戈壁，鲜见绿洲。从和田市开车再走一白天，就到了阿克苏。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穿行，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连绵沙丘，偶尔可以见到几株散落的胡杨树，树冠很大，树干粗壮，铮铮铁骨般傲立苍穹，颇有英雄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