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红”的院长单霁翔：用申遗弥补“历史上的遗憾”

　　单霁翔离开故宫，却又没有真正离开故宫。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单霁翔的新身份是故宫学术委员会主任。

　　没有了事务性工作的打扰，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价值传播中。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带着团队筹备《万里走单骑》的第二季。

　　团队工作的地点是东皇城根附近一处民国时期的建筑，这里现在已经是“文化东城”会客厅，“文物只有在利用中才能被更好地保护起来”，单霁翔一直这样认为。  

　　更具体地说，会客厅就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部，这是北京城里最大的街心公园。公园的西侧，仅一街之隔就是世界遗产大运河澄清下闸遗址。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向西与丝绸之路交汇于洛阳，向东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海丝”的起点之一——泉州，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月6日，在北京段大运河畔，自称“被网红”的单霁翔从这两项“有缘”的文化遗产谈起，带领记者回望中国的“申遗路”。

　　为什么要申遗？该如何看待“申遗热”的高涨与降温？为什么要让文物“活起来”？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弥补历史的遗憾”，还要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走入社会”，让广大民众从中受益。

　　回顾中国申遗路，“强不强”还要靠自己

　　新京报：从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到现在，中国的申遗工作有哪些变化？

　　单霁翔：1985年，中国还没有一处世界遗产。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等人出国访学，了解了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呼吁中国推动遗产保护。从长城、故宫到哈尼梯田、丝绸之路的申遗，世界遗产不断冲击和改变着我们过去对文物的认识，带来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文化遗产”这一问题的新知。

　　过去文物保护注重“点”和“面”，像是一个塔、一组建筑群，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那些线性的文化遗产，比如大运河、丝绸之路；过去注重静态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现在还要保护活态的、动态的历史街区，像前门的商贸街区；过去我们保护古代建筑，今天还要保护当代的建筑，比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筑，这都是这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

　　自2006年至今，我们推出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等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中国的文化遗产面貌更加完整，伴随着中国的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大量的乡土建筑、工业遗产都被纳入其中。可以说中国跟进得很快，吸收了国际上不同国家的经验、国际组织的建议，并且及时沟通，寻找适合中国文化遗产的特点和突破的方法。

　　新京报：我们国家在申遗上起步较晚，但成果斐然，近期长城被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法的新阶段？

　　单霁翔：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大国走向文化遗产强国，但是强不强要靠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继续跟国际组织不断沟通，把先进理念引进来。但是我们毕竟有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步，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共识，所以对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世界，我们是有信心的。

　　其中，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话语权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很多公约制定的解释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实际？并不见得。所以我们要拿出更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性实例，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来赢得我们的话语权。

　　申遗不等于旅游大发展，还要“纠正历史上的遗憾”

　　新京报：1997年丽江申遗成功，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引发国内的“申遗热”。近些年，“申遗热”出现降温，你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单霁翔：确实，丽江、平遥申遗成功后，爆发了一股力量强大也颇具争议的“申遗热”。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纠正历史上的遗憾，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果大家都能够做足申遗的准备工作，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甚至获得了抢救性的保护，这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要向人们阐明，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它是一个综合的效益。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给予充分的注意。不是说申报成功了，你就要搞旅游大发展。西湖申遗成功以后，第一个动作不是大规模地搞旅游动员，而是设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这是个很好的范例。在申报遗产成功之时，你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更要承担保护的责任。要纠正一些错误观念，不能盲目地申报，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品质和价值。

　　新京报：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弥补过去的一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