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 杜燕) 究竟是谁发明了文字？书籍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张謇是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倡导和示范的第一人？“象之旅”“象记”文献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今天，记者从为期两天的“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活动中了解到，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30多位学术大家及实力派学人在北京共同探讨中西文献比较、书籍史、出版史，带来学界新视野、新观点、新方法，以推动学术交流，凝聚共识，接续传承。

　　“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由北京印刷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协办。30多位学者围绕中西文献学、版本学、藏书史、出版史、书籍史、知识社会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分享学术成果，角度新颖、新见迭出。这些成果集结成册，收录于本届工作坊论文集。

　　全球史视野，跨文化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梳理了明清文献中有关“象记”的内容，揭示以象为核心的博物学知识在东亚地区如何获取、加工、流通，考述以上历史场景在各方知识人认知张力中的不断转换。他在宽阔的文化比较视野中，具体勾勒出以动物文化为主题的东亚三国博物学文献的知识传播史与影响史。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献华借用鲁迅名篇《孔乙己》中的著名典故，探讨公元前26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中巴比伦尼亚地区出现的不同寻常的书写系统出现的原因。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叶新对麦克米伦公司在中国的译名进行梳理，分析了麦克米伦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以及麦克米伦与伊文思、商务印书馆的合作等历史问题。安徽大学教授刘洪权提出现代民族主义与古籍出版内在关系的重要学术议题，认为政府、社会传播民族主义的需求为近代出版业开辟了庞大的古籍图书市场，近代出版业因而得以长足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强力助推器。

　　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

　　浙江大学教授冯国栋爬梳文渊阁版四库全书等珍贵史料集，考证出宋代藏经记61部的名目、时间、地点、修造人、制作方式等历史细节，全面总结宋代藏经记的特点并对转轮藏提出新见解。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以毛晋汲古阁刻书为考察对象，探析中朝边境贸易中有否销售汲古阁刻书的可能、被救助的朝鲜海难漂流民会否接触到汲古阁刻书、明代出使文臣有否带回朝鲜摹印汲古阁本信息等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浙江大学教授沈弘通过比较、鉴别各时期北京大学的各类书籍印章，考论近代中国书籍文化的一个侧面。

　　复旦大学教授张仲民以大量近代报刊及维新人物文集文献为基础，就新名词入诗、新名词滥用现象及引起的舆论争议，展开多方勾索与剖析。济南大学教授陈静通过对胡旡闷主编的《莺花杂志》等作品中相关材料的逐一梳理考证，认为胡旡闷是一位“勤奋的抄袭者”，颠覆了学界对胡旡闷的才女认知。

　　河南大学教授王鹏飞、武汉大学教授吴永贵分别对世界书局连环画、解放区戏剧图书出版做了客观细致的新考论。《中国出版史研究》张玉亮副主编考证了《仁学》首部单行本之题签的作者身份，并延伸钩沉张裕钊“南宫体”书法与谭嗣同《仁学》奇书的因缘际会，借以认识近代出版对思想与艺术传播的意义。商务印书馆张稷编审商务印书馆张稷以陈翰伯1958年两本工作笔记为线索，梳理“汉译名著”的来龙去脉，丰富了对当代出版史的研究与再认识。

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在京举办。　北京印刷学院供图

　　选择小切口，透视大问题

　　山东大学教授何朝晖聚焦于“书轮”作为西方传统阅读工具这一个案，指出书轮引入中国后出现的文化排斥、水土不服现象，折射出中西书籍文化的巨大差异。《金融时报》编辑艾俊川从一张未署名的檄文内容入手，分析新技术对传统印刷市场空间的无情挤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周武从一部影印善本古籍丛刊出版史研究的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在西化和复古思潮之间，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历史和价值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杨琥通过梳理《李大钊文集》的搜集与保存、编辑与出版、校勘与注释的演变历程，阐析中国近代文献整理的复杂性及多元成因。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考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人文社编辑、出版鲁迅主题图书的政治基调演变史，透视特殊历史时期出版业的特点。研究员刘兰肖聚焦中文期刊诞生的两个渠道，考索中西文化近代交汇对近代媒介形式和内容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