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三星堆遗址：有多少谜，还没解开？

　　澎湃新闻记者 何利权 胥辉

　　3月29日，“金属探测反应强烈”的8号坑已掘至灰烬层，后续或有更多珍贵文物亮相。这是继35年前两大“祭祀坑”发掘出千余件文物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又一次惊艳世人。

　　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3月20日通报，新近发现的6座“祭祀坑”内，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1986年，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不少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陈德安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二十多年，其间主持过1、2号坑发掘工作。2019年12月，3号“祭祀坑”现世，他当时已退休，听到消息后仍赶往现场。得知3号坑填土和出土过重大文物的2号坑类似，陈德安就断言，“会有大器物”。

　　“这次发掘让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更为清晰。”陈德安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文明，而是深受夏商文明技术、礼制影响，并与长江中下游文明产生了互动。初步来看，新出土文物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与此同时，仍有一些谜团待解。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接近的殷墟遗址(商朝后期都城遗址，公元前1319年—前1046年)已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为何三星堆仍未见文字？青铜技术从中原传入成都平原后，三星堆这么多工艺高超的艺术品是在哪儿制作的？其原材料从哪儿获得？这些尚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来求证。

　　“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

　　学界普遍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星堆遗址中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

　　此次3号坑出土的青铜大口尊、方尊等器物，都是商代常见的青铜器，尽管它们在具体纹饰上有所差别。更为直观的是，新出土文物的“鸮”形尊，系三星堆首次发现，而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殷墟遗址，同样有“鸮”形尊。

　　“这次最新发掘出来的部分文物，都和商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

　　比如，三星堆早期的青铜器，和早商二里岗文化、殷墟初期的青铜器、河北藁城商代青铜器风格相近；特别是一些包括兽面在内的青铜器、玉石器和建筑基址的做法，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比三星堆更早的良渚风格玉石器，也出现在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中。

　　“当然，这些青铜器、玉器的联系不是成品的流动，而是礼仪观念和技术的输入。”陈德安称，这也说明从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晚商殷墟文化时期，古蜀与商王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存在交流，除了商王朝的政治、礼仪影响了蜀地以外，他们还有技术、资源方面的交往，如青铜器冶铸和玉石器生产。

　　陈德安称，古蜀文化对外交往中有向东向北两条路线，向东是从三峡地区进入南阳盆地，再到中原地区；向北是通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地区，再到中原地区。他解释，中原文明同时影响着古蜀和长江中下游文明，而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又有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三星堆文明”。“在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中，夹在中间的巴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德安认为，商代的巴民族在蜀与商王朝的交往中起到媒介或驿站的作用。

　　按照不同风格，陈德安将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分为三类。“第一类风格接近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到晚商的殷墟文化，第二类则具有长江中下游和成都平原文化共有的一些因素，最后一类则是纯粹的本地特色，比如风格独特的青铜面具、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像、神树、金面具等。”陈德安说。

　　也正是纵目面具、大立人像等“明星”文物的奇特外形，让一些网友将三星堆文明和域外文明联系起来。“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陈德安称，古代的自然宗教产生于自然现象，古人看到自然现象是相同的，崇拜的对象也相同，他们塑造的神灵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也很正常，“文化联系要看文化的基因，不是看表面现象。”

　　祭祀器物被集中掩埋，专家猜测系“掌权者更迭”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