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 孙自法)“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原地区夏商王朝风格的遗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表示，这意味着三星堆先民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强烈影响，也清楚表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出土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这批中原风格的遗物，清楚地表明，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蜀文明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强烈的影响，而且这些接受影响的器物，包括青铜礼器和大型仪仗用具等，表明华夏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创造的礼制对周围的方国文明产生强烈影响。

　　“这里出土的玉琮和商王朝中心地区的非常接近。”王巍解释，玉璧、玉琮的使用起源于长江下游，但三星堆中的玉璧、玉琮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经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遗留，“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形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再传播至三星堆”。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在中华文明早期“满天星斗”之中，三星堆和古蜀文明是其中闪亮的星斗之一。

　　出土器物夸张造型都是艺术表达

　　针对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纵目面具”等“千里目”“顺风耳”的夸张造型器物，引发网友猜测外星文明、外来文明的说法，王巍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可能。他说，这些夸张造型只是因为古人把它作为一个“神”，并非三星堆先民真实的长相。其中，出土小的青铜人像基本上是小方脸，也是比较典型的四川人长相，其鼻子、眼睛、耳朵都是艺术的夸张处理。

　　至于有人将三星堆遗址金面具与埃及甚至古希腊对比，王巍认为，三星堆金面具实际上是铜面具的系统，“只是出于追求更加尊贵等理由，再给铜面具表面贴一层金”，这种方式是三星堆的一个特点。他说，三星堆和域外用黄金、用面具有相似，但目前看来，除了金、面具要素外，还看不到直接的联系。

　　谈及三星堆青铜神树和神鸟，王巍称，这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金乌、后羿射日的神话相呼应，“神树、神鸟很可能就是这个神话的体现”。他认为，原来一般认为这个神话传说是战国时期出现，现在看来，至少在古蜀时期就已出现。这也表明，中国的神话体系并不都是产生于黄河中游，“应该是汇集了很多地方的神话传说”。

　　王巍强调，中国境内各个区域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大家之所以觉得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奇怪怪”，很神秘，是因为不了解，进而产生很多遐想。实际上这些文物都是以当时生活基础为蓝本，然后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赋予其宗教和信仰的色彩。

　　祭祀活动与信仰有关仍有多谜团待解

　　王巍介绍说，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3号至8号6个坑，和35年前发掘的1号和2号坑，从现阶段出土的遗物来看，面貌基本上一致，出土器物的种类、形制、年代上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它们这几个坑距离非常近，应该是大约同期，“目前碳14测的年代，4号坑相当于商代晚期，我们认为这些坑整体都属于商晚期这样一个年代”。

　　商代晚期时的三星堆先民为什么要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王巍认为，这是跟他们当时的信仰有关，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避除灾祸，希望保佑三星堆古蜀国安宁，免受包括人为的、外来的、自然的侵害，祭祀活动在夏商王朝中原地区，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中国古代文献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

　　因此，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原始宗教的色彩非常浓厚，它的青铜神树、大立人、大型铜面具和神坛等很多遗物，都是跟当时的信仰和崇拜密切相关。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年代问题，比如4号坑测年为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20年期间，其他坑的年代还需要通过精确测年，确定是不是同期。

　　其次，这些祭祀坑相互之间是何关系，目前已发现2号、3号坑是两两一对、方向一致，7号、8号坑也是相连、方向一致。“这些说明什么？是不是当时有两两一对这样一个祭祀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