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魅力：昆德拉的作家人生

　　米兰·昆德拉是谁？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来回答。我也算是昆德拉的老粉，上高中时，我从一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始，冒冒失失地进入了昆德拉的文学世界。我曾在笔记本上大段地抄录他小说中那些充满哲思的片断，和他一道陷入存在之问。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我又陆续读了《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朽》《好笑的爱》以及《小说的艺术》等，特蕾莎、萨宾娜、塔米娜、雅罗米尔……这些人物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真的了解昆德拉吗？昆德拉到底是谁？当我读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时，不止一次怀疑自己：你有资格说自己是昆德拉的铁粉吗？

　　抒情与反抒情的矛盾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是国内引进的首部昆德拉传记。昆德拉很少接受采访，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是1984年，从那以后，他又出版了若干作品，但其个人生活却如一个深邃的谜，始终覆盖着厚厚的面纱。因此，为昆德拉写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布里埃迎难而上，创造了传记的奇迹。  

　　和美丽的原节子一样，昆德拉力求在后半生远离媒体的视线；而在他的前半生，除作品之外的资料亦是有限的。幸运的是，布里埃为我们提供了传记写作的另一种思路：他立足于昆德拉的文本，以大历史为背景，深入收集与昆德拉相关的资料(如“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结合专业的文学评述，试着揭开昆德拉生平的冰山一角。用这样的写法，布里埃将昆德拉一生中的几个大事件串连起来，较为全面地勾勒出昆德拉的人生历程。但你如果认为这本书到此为止，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除了昆德拉这一研究对象，布里埃还探讨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现代性的……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会促使你按下整体思维的按钮，积极地参与到思考的互动中。在我看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再美妙不过了。当然，在这本书中，昆德拉的作品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对昆德拉的兴趣，也是我翻开这本书的初衷。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昆德拉本身，来捋一捋我的阅读收获。

　　布里埃用不同的短语来结构本书的目录，如“抒情年代”“反抒情年代”“悲剧与喜剧”“远居他乡”“对存在的思考”等。这些短语和昆德拉的生平息息相关，也是其作品的关键词。在诸多短语的提示下，昆德拉的人生/作品线索更加清晰。每一个短语(即每一章)，布里埃都谈得很细；其中，存在、性、跨语言、复调等，是昆德拉研究中常被关注的点。而我想谈的，则集中在抒情/反抒情、“不可能的回归”、“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几个点上。

　　先来谈抒情与反抒情。昆德拉早年写诗，在195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人，这座广阔的花园》，彼时他还不满24周岁。此后，他还出版并翻译过一些诗集，却在1963年放弃了诗歌写作。与诗歌的告别，是昆德拉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大事件。我看到，而立之年的昆德拉，也在这一举措中挥别了青春。正因如此，许多人会把《生活在别处》与昆德拉的生平联系起来，认为书中的男主人公——青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有昆德拉本人的影子。对此，昆德拉是否认的。他竭力否认的，还有他作品中的政治意识。这样一来，有意思的点出现了：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抒情的文学，昆德拉放弃诗歌，意味着放弃了抒情，也放弃了政治。在他那里，诗、抒情、政治，三者之间有着秘密的等号。那么，昆德拉真的是反对诗吗？我看未必。虽然诗歌不再从他的笔端流出，但推动着他进行创作的，仍然是神秘的诗性；他小说中的语言表述，也常常具有诗的意味和美感。讲故事的冲动会催生小说，讲述冲动又从何而来呢？从情而来。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指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所以，昆德拉只能在狭义的层面上反对诗和抒情，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他的反对是不成立的。在这一问题上，昆德拉显示出了自身的矛盾性。一个对写作有着极高的要求，不懈地追求着“清晰而醒悟的目光”的作家，居然也会自相矛盾？其实，只要联系昆德拉的处境，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从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到1975年移居法国，中间46年的时间，昆德拉都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环境中；极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使作家产生了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强烈诉求，这一诉求落实到写作中，就是对政治/泛政治的全面规避。昆德拉再三强调，“我压根不把描绘‘时代画卷’放在心上”、“我是小说家”。言下之意，他的写作只在绝对的纯文学框架内，与政治无关。然而，反对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立场呢？正是在这一矛盾性中，而立之年的昆德拉放弃了诗的抒情，“如果有人迈不出这一步，一生都是抒情诗人——而且仅仅如此——那我便会感到不寒而栗”；同时，他延续了小说的抒情(这一点，恐怕他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意承认)，在他克制而精确的小说语言中，依然有情流淌：他对人类处境的关照，就是“情”的最好体现。

　　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