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百年接力的传奇发掘者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6年7月的四川广汉炎热异常，没有一丝风，人坐着不动都会流汗。这种天气下，乡镇企业南兴乡一砖厂仍然在日日取土作业。南兴乡原来叫东兴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砖厂制砖需要大量的土，三星堆堆子便成为取土的好地方。

　　1980年四川省考古队(即现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的时候，三星堆还有两个半堆子，到1986年只剩大半个了，高高耸立着。

　　当地农民把这种土叫作“神仙土”。从陡坎最低处开挖，像挖地道一样掘进，进到一定深度后，从顶上插入一根钢钎，用力一撬，大块的土就会坍塌，一天下来可以挖两方左右。

　　考古队和当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关系。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农民一般可以取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土里的“杂物”已经清理干净了。有时他们挖到一些“稀奇”的东西，也会主动拿来给考古队看。

　　问题是，农民挖土的速度，远远超过考古队发掘的进度。这就像一场疲于奔命的赛跑。

　　“那时的三星堆遗址什么都不是，不是‘省保’，更不是‘国保’，连‘县保’都不是。那是三星堆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的考古队领队、三星堆著名的“二陈”之陈显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二陈都是考古队领队，当地农民工把陈德安叫“大陈老师”或“眼镜陈老师”，把陈显丹叫“小陈老师”。

　　但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黎明破晓之时。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横空出世，一醒惊天下。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了三星堆考古队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从1984年接触三星堆考古至今，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一定有收获。”雷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掘月亮湾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年轻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师一起，来到广汉月亮湾。他们是来给冯汉骥教授打前站的。

　　冯汉骥上世纪3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1936年夏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兼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因李济之邀，他谢绝了校方担任“终身教授”的挽留，回国与李济共同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抗战内迁后，他筹建了四川博物馆，主持发掘了王建墓。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

　　林向在川大历史系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书架，就用砖支起床板当书架，但学术氛围很好，“不像现在学校里逼你发论文”。当时想买自行车，没有钱就找老师借。

　　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他和师兄弟会到导师冯汉骥家里去。冯汉骥爱喝酒，常与历史系主任、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对饮，林向等就陪着喝一点，听他们谈话。老师们会问他们读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提出来请老师解答。“那个感觉好得很。”林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抗战内迁期间，冯汉骥曾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过从甚密。

　　葛维汉是三星堆第一位发掘者，1934年组织考古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当地政府悉数捐赠给了葛维汉主持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如今依然完整无损地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也完好保存着，每件藏品流传有绪。

　　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冯汉骥一直筹划对月亮湾进一步考古。林向等打前站回来，带回了一些陶豆、陶罐等残片，“冯老师说有搞头”。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掘。15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发掘。

　　月亮湾是一条形似月牙的土埂，当年发现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这里，经发掘后证明为城墙遗存。月亮湾土埂与三星堆堆子隔马牧河相望，形成所谓“三星伴月”景观。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祭祀台，原本是否为一个堆，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