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挖神仙土将“三星堆”挖成“半堆” 他们接力保护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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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百年接力的传奇发掘者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6年7月的四川广汉炎热异常,没有一丝风,人坐着不动都会流汗。这种天气下,乡镇企业南兴乡一砖厂仍然在日日取土作业。南兴乡原来叫东兴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砖厂制砖需要大量的土,三星堆堆子便成为取土的好地方。

  1980年四川省考古队(即现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的时候,三星堆还有两个半堆子,到1986年只剩大半个了,高高耸立着。

  当地农民把这种土叫作“神仙土”。从陡坎最低处开挖,像挖地道一样掘进,进到一定深度后,从顶上插入一根钢钎,用力一撬,大块的土就会坍塌,一天下来可以挖两方左右。

  考古队和当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关系。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农民一般可以取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土里的“杂物”已经清理干净了。有时他们挖到一些“稀奇”的东西,也会主动拿来给考古队看。

  问题是,农民挖土的速度,远远超过考古队发掘的进度。这就像一场疲于奔命的赛跑。

  “那时的三星堆遗址什么都不是,不是‘省保’,更不是‘国保’,连‘县保’都不是。那是三星堆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的考古队领队、三星堆著名的“二陈”之陈显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二陈都是考古队领队,当地农民工把陈德安叫“大陈老师”或“眼镜陈老师”,把陈显丹叫“小陈老师”。

  但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黎明破晓之时。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横空出世,一醒惊天下。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了三星堆考古队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从1984年接触三星堆考古至今,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一定有收获。”雷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掘月亮湾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年轻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师一起,来到广汉月亮湾。他们是来给冯汉骥教授打前站的。

  冯汉骥上世纪3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1936年夏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兼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因李济之邀,他谢绝了校方担任“终身教授”的挽留,回国与李济共同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抗战内迁后,他筹建了四川博物馆,主持发掘了王建墓。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

  林向在川大历史系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书架,就用砖支起床板当书架,但学术氛围很好,“不像现在学校里逼你发论文”。当时想买自行车,没有钱就找老师借。

  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他和师兄弟会到导师冯汉骥家里去。冯汉骥爱喝酒,常与历史系主任、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对饮,林向等就陪着喝一点,听他们谈话。老师们会问他们读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提出来请老师解答。“那个感觉好得很。”林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抗战内迁期间,冯汉骥曾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过从甚密。

  葛维汉是三星堆第一位发掘者,1934年组织考古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当地政府悉数捐赠给了葛维汉主持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如今依然完整无损地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也完好保存着,每件藏品流传有绪。

  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冯汉骥一直筹划对月亮湾进一步考古。林向等打前站回来,带回了一些陶豆、陶罐等残片,“冯老师说有搞头”。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掘。15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发掘。

  月亮湾是一条形似月牙的土埂,当年发现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这里,经发掘后证明为城墙遗存。月亮湾土埂与三星堆堆子隔马牧河相望,形成所谓“三星伴月”景观。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祭祀台,原本是否为一个堆,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