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在这里读懂上海的坚强(2)

　　第三，沦陷时期，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所占领，上海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各主要经济行业和金融业，都被强制纳入日本主导下的战时状态，上海工商经济和金融业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不得不承受日伪的统治，经济运行的许多基本条件失去保证。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上海工业生产能力遭遇空前严重的破坏，产量急剧下降，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十分紊乱，原有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停滞状态，广大市民生活苦不堪言。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43年以后，由汪伪政权出面直接控制上海社会经济，日本侵略者退居幕后操纵。虽然说日本直接占领了整个上海地区，日伪势力可以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已经取得统治地位，沦陷阶段的上海社会经济固然无法摆脱日伪魔爪的支配，但日伪统治者却难以有效自如地驾驭社会经济运作，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这份勇敢过去不常被提及，也容易被轻视

　　解放周末：为什么即便在日伪势力取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上海的社会生活中，还能保有不被敌人摧毁的部分？

　　吴景平：因为，成千上万的经济体互相之间结成了一个相对有序的社会的合力。这种合力，构成一种不容摧毁的社会规律。侵略者可以占据街道或者工厂，但不能改变社会规律本身。因此，上海作为一个工商业大城市，在国难临头的时候，依然体现出沉稳和定力。

　　我最近在编注抗战时期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档案资料，发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的一些金融业人士的会议记录。比照时间，当时正是战乱时期，但看着文字，你从头读到底，几乎完全看不到字里行间谈到战争，或者说战争对他们工作的影响。如果不看记录的时间，你会恍惚以为战争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会议纪要，谈到市面上的经济指数的波动，谈到金融界人事往来的动态，你看到的是一种镇定。保持这种镇定的，我认为，是上海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一种责任感。

　　解放周末：平时的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就一直是上海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到了战时，这些同业组织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景平：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力量非常强大，1937年经上海市社会局核准成立的同业公会就有230余家，其中成为上海市商会会员的有170余家。其中包括棉毛丝呢、日用杂品、五金钢铁等23个大类，其中一个大类又分为诸多小行业。比如说，单独一个百货业下面就有9个行业。

　　战争爆发后，直到上海沦陷之前，上海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的代表、代言人，上海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为维系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进行，规范经济秩序，协调工商界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经济与社会运作调控体系。

　　我们可以从许多同业公会的运作中看到，在战争发生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其成员、组织架构，它的职能功能如何运作，基本上都没有大的变化。你可以说他们很镇定，他们作为商人明白，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工商经济金融运作的最重要保证。

　　解放周末：这种镇定的底气从何而来？

　　吴景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市商会从战区迁往租界，租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临时办公处，立即出面安定工商，稳定市场。在战争爆发的8月13日下午就召开紧急会议，当天晚上，商会主席就作了播音演讲，呼吁市民全力保卫上海。到8月19日，在上海市总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努力下，全市商店已经恢复营业，同时，抵制日货的行动展开。这样使得货物流通，人心安定，增强了抵抗敌人的经济能力，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举一个例子。“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上海市南北米市突告停顿，米粮价格迅速上涨。战争发生5天后，上海豆米行业同业公会及米号业公会，特邀社会局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代表，共同组织成立了上海民食调节委员会，并在今延安东路浦东同乡会成立米业临时交易场所。到了8月19日，米市就正式开业了。民食调节委员会通过各种措施办理上海市的米粮统制分配，如疏通米源，由米行、米号两个同业公会联合向银行公会筹措15万元作为购米款，向各产米区直接采购，对上海市粮食，包括米、粉、油、豆、杂粮等存额及储藏地点进行登记，在全市设44处售米处，限价限量供应民食等措施，基本维持了战时上海的市民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