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在这里读懂上海的坚强(3)

　　解放周末：当时，著名记者陶菊隐写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这种双重性，在惊天动地的二次大战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例。

　　吴景平：淞沪抗战三个多月，上海一边受到战火的摧残，一边又能一直保持向前方战场送粮、送货、送药的节奏，上海的“有求必应”和“源源不断”，背后正是赖于上海在战争状况下，还能保证市面的正常运作。

　　各种团体在大灾大难前，体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非常了不起。在如此危险的状态下，千百万个商家和店员，没有关起门来只顾保全自己，而是冒着难以预测的危险，坚持出去，坚持打开店门正常营业，坚持保证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份怎样的勇敢。这份勇敢过去不常被提及，也容易被轻视。

　　上海不仅有四行仓库抗战的热血，上海工商业勉力坚持经营，不仅仅维持了上海的运转，在相当程度上也尽可能让中国的抵抗持续下来。

　　从中，你可以读懂上海，这是一座特别坚强的城市。

　　可以看到上海重信守诺和敢于担当的城市精神

　　解放周末：除了上海在抗战中的孤岛现象，其实还有一段不太为人留意的史实——当时上海的工厂内迁。我看到一份数据显示，到1940年上海内迁厂矿450家、机器材料12万吨，技工多达12080人。

　　吴景平：战时内迁是上海工业界应对战火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战时上海经济演变发展过程中极不平凡的篇章。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工业就遭受过重大损失。到了1936年，感受到战火逼急的氛围，经济界爱国人士就曾大声疾呼“一·二八上海之役，可谓殷鉴”“鉴于战时运输困难，迁移不便等原因，所以必须于战争未爆发前，依原料出产、货物销路等情况，将各种新式工厂分移于各省”。但国民政府对此反应冷淡。相比之下，倒是民营工业各厂家积极得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的不少民营工矿业主纷纷提出内迁，誓不以厂资敌。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当时首先提出将上海工业内迁的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1937年7月14日，他就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还在申请报告中说：“在此最后关头，深愿全厂已经训练之职工与齐全之设备为国家效力，担任运输机械方面钢铁材之供应。”接着，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所属300余家工厂、10万余员工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内迁，并表示“誓为我政府长期抗战作后盾，以争取最后胜利”。起初国民政府还希望通过民间来自行组织进行工厂内迁，但严重的局势和强烈的社会舆论，最终迫使国民政府出手组织内迁。

　　最初，国民政府只打算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进行内迁，但“八一三”上海战事起后，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上海新亚化学制药公司总经理许冠群就在内迁申请中表示：“属厂既感于将士浴血之精诚，又激于爱国报国之义愤，虽煤气供给已告断绝，制造工人星散大半，然属厂不顾制造之困难，不吝血本之牺牲，慨然允以全数供应，用资当务之急。”

　　到了1938年2月底，从上海迁抵武汉，再次内迁或者决定内迁的民营工厂有52家，其中迁往四川省的有39家，迁往湖南省的有7家，迁往其他省的有6家。前面说到的大鑫钢铁厂，1937年12月出发迁往重庆，随往工人193人，物资644吨，带去了电气炼钢炉4个、车床16台、马达42台等。

　　我们可以从一段段历史记录中看到，过去一直说上海是投机者和冒险家的乐园，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上海的工商业人士没有唯利是图，而是在民族大义前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

　　当时，上海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天上敌机轰炸，地上炮火连天，交通拥挤，运输不便。再加之中国军队的处处设防和国民政府有关政策措施的不力，要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将上海百余家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清点、装箱、搬运，再辗转运往几千公里以外的内地，不用说在战时，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是不容易办好的。

　　但一旦提出内迁，许多工厂明知长途迁徙有困难，却表示在所不辞。虽然不舍家乡父老，但工人纷纷表示愿意同赴国难。如今回顾他们当时的誓言，还是非常令人动容。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徙，涉及地域之广，动员力量之大，跋涉路途之遥远，历时之长久，辗转周折之艰险，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回望这段历史，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是多么团结。

　　解放周末：您在带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一直以经济为维度，阐释上海的文化。在您看来，上海具有怎样的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