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周刊》1945年10月的某一期中，刊发了一篇题为《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这篇文章的作者李约瑟，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先后两次到过西迁至湄潭的浙江大学，给予这所大学极高评价，也使湄潭为世人所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湄潭这座西南小城与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这是有关一所大学的故事，展开在长达七年的时光中。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清晨的湄潭县城。沿着一条名为浙大东路的大街前行不远，就进入了一个不大的广场，入口处的标牌上写着“浙大西迁文化广场”，一些老人在晨练。在这座遥远的西南小城，这样的地名显然就是一个故事的引子。自西向东穿过广场，我在尽头的湄潭文庙前停住脚步。对我来说，这个故事起始于这一座文庙。

　　从广场地面走上十多级陡峭的台阶，来到文庙的正门大成门。文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坐东朝西，典雅庄重，颇有气势。门口右侧悬挂着黑色的匾牌，镌刻着一行金色的大字“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手书。

　　抗战烽火中，从1940年到1946年，浙江大学曾经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度过了七载春秋。此处便是当时的浙江大学办公室和图书馆的旧址。

　　迈过大成门的台阶，进入一个正方形的天井。地面用大块方石板砌成，被岁月风雨侵蚀，已经是黯淡斑驳。周边摆满了各种盆栽，郁郁葱葱。从这里，可以望见建筑的整体格局——大成门、南北庑、钟鼓楼、大成殿、崇圣寺，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别建于五级平台上，依着后面的山势而次第升高。向前走几步，便是正殿大成殿，上方匾额上的字是“万世师表”。这里到处是雕梁画栋，屋脊上的飞檐和宝瓶，檐柱上的花草祥兽木雕，柱础部位的鱼龙石雕，无不精致而典雅。

　　陈列馆共分六个展厅，分布于南北两庑和大成殿中。一面面墙壁上的图片和文字，一个个玻璃柜中的实物，再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侵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浙江危急。为了给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和家属，携带两千多箱图书和仪器，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历程。在辗转六省、数易校址后，最终落脚在遵义、湄潭及永兴三地。

　　于是，在长达七年的岁月中，弦诵之声响彻了贯穿湄潭县城的湄江河两岸。

　　阅读有关浙大西迁湄潭的资料时，我曾经读到这样一段描写，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小城风景：

　　黄昏时分，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青瓦，由南北二街和西街组成的丁字形的、被弯环如眉的湄江河轻轻环抱着的湄潭县城，桐油灯次第亮起来，一盏一盏的，一户一户的，闪烁着，闪烁着，倒映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交相辉映，如梦如幻，形成了一座无比灿烂的历史的天空……

　　二

　　我驻足于竺可桢校长的照片前。

　　照片上看，竺可桢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一双眼睛明亮而含着笑意，炯炯有神。这位籍贯浙江绍兴的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和他的乡亲鲁迅一样，骨头是硬的，和蔼儒雅的外表后有着刚强执拗的意志。

　　竺可桢的名字是与浙江大学连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说他是那一时期的浙大校长，而是整个浙江大学的今天都与他密切相关。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科学界的他，本意是希望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但实在推辞不了社会各界对他的殷切期望。上任伊始，他就礼聘到三十多位教授，到当时尚属寂寂无名的浙大任教。他认为，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教授人才的充实是治校之首要。而他的清廉人品、广博学识和至诚的情谊，也是教授们愿意前来的重要原因。

　　竺可桢上任还不满一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一批国立重点大学，奉民国政府之命，由中央财政拨款，迁往大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浙大并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办学经费极为有限。当时有不少大学解散，浙江大学也可以选择这条路，但竺可桢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办下去。他们决定将浙大迁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城镇乃至乡村，使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有机地结合，为日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播下科学文化的种子。在这种战略性理念的引领下，他们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