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对兰考人民有一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杨善洲本来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决心去山里种树，纷纷劝他：“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说：“我的职位没有了，但我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没有变。”  

　　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我还想接着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尽全力来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7月1日，我们全家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与全国人民一起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真是激动万分、深受鼓舞。

　　1975年3月8日，我在部队正式入党。我们业余宣传队条件有限，只有一面小小的党旗，一台简陋的录音机，《国际歌》播放完毕，我在党旗下郑重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从此，我有了人生信仰。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感到自豪。作为演员，我要不懈努力，用优秀作品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我在云南当过4年兵，部队生活形成了我的英雄情结。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些英雄楷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平凡中见不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1977年，我从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话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44年来，我演过李大钊、朱伯儒、焦裕禄、冯石、杨善洲、甘祖昌等共产党员形象。我在创作中跟他们交过心，自己的心灵也一次次被这些崇高的灵魂涤荡着。

　　演“焦伯伯”就是演我的父辈

　　电影《焦裕禄》临近建党70周年时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演焦裕禄时怀着两种情感。我父亲是公社书记，我的老家山东菏泽离河南兰考并不远，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黄河古道、大水灾荒以及贫穷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拍《焦裕禄》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国民经济发展很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各种思潮冲击着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有人疑惑，《焦裕禄》拍出来有人看吗？我和导演的想法是，哪怕全国的共产党员都能看一看呢！

　　我爱人准备了很多关于焦裕禄的书，我把它们带进剧组。我们先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学习，听老师讲历史背景、讲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然后去兰考体验生活。但我越是接近这个人物，越觉得有距离，就越不自信。

　　到焦裕禄家访问，一进门就听说电视剧《焦裕禄》的演员刚走，徐阿姨(焦裕禄的夫人)见到演员就流下了眼泪。见到我，徐阿姨有些不信任：“‘宋大成’怎么能演焦裕禄呢？”我很痛苦。导演鼓励我，外形有三分像就行，七分在神似。为弥补外形上的差距，我的体重迅速减了20多斤，白天体验生活，晚上熬夜，饿了就嗑一小把瓜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熬瘦，也熬出劳累感。

　　吃点苦倒没什么，关键是神似。我问自己：焦裕禄的心灵是怎样的？小时候，我觉得他是好人，现在我仍然从这点出发：焦裕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最珍贵的优秀品质。他经历了苦日子，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干部，对人民有真诚的心，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任，他乐于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他身上绝不是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优秀品质。焦裕禄对兰考人民有一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在兰考拍摄电影时，我切身感受到兰考百姓对焦裕禄的感情。群众演员帮助我们拍戏，一宿宿陪着熬夜，剧组要给点劳务费，老百姓生气了：“怎么能收钱呢！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叫随到！”有一场戏，老百姓送生病的焦裕禄去医院。这些群众演员的父辈，当年同样送过焦裕禄就医。拍戏那天，他们身上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道具，家里的老人早早就交代好了。这样的真情实感，给了我们演员真实的创作环境和强大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大家看了《焦裕禄》会受感动？影片的魅力来自哪里？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焦裕禄》表现了民族之魂，人民呼唤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