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深，穷理熟，而后融会贯通

　　【追 忆】

　　白化文，北京大学教授。曾兼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委、《敦煌学大辞典》编委、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委员会委员等职。

　　“不能不佩服李清照。李清照就是李清照。”在一次讲解古汉语的对偶结构时，白化文先生曾举李清照词为范例，这样称赞其精妙。此刻追忆先生之时，我要借用他的话：“不能不佩服白化文。白化文就是白化文。”  

　　知识广博，在这一点上，我尤为佩服白化文先生。在我认识的学人中，博学多识、治学领域宽广者不少，不过如白化文先生这样对社会文化知识几乎“照单全收”者，真的稀见。我这用词毫无夸张，因为他的学识涉及领域，远非我等一般专业工作者可以比拟：从古代汉语、书法到敦煌学，从《昭明文选》到《红楼梦》《西游记》，从《大藏经》到《明代版画》，从宗教庙宇建构到法器服饰演变，从六经典籍到历代出版和手书篇章，从高雅的皇家秘藏到底层民众的生活细节，从佛学、儒学、道学到民间信仰和习俗，当然还有上千年的诗词小说纪传各体文学，几乎全都成为他的知识库存。至此，你大概可以设想这里面的丰富性、复杂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吧。

　　《文史知识》的老一届编委来自北京各大学和学术出版机构，都是文史领域和教育界的学者。记得编委会开会时，凡讨论种种学术问题或者教育问题，自有各路专家发言应对，高见迭出，但对诸多问题都能提出中肯意见的，白先生当数第一人。有时候开会遇到一个有点复杂或者比较陌生的问题，大家态度持重，陷入凝思，一时无人发言，主持人杨牧之就会说：“那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先请白先生谈谈吧？”于是他就以很平静的聊天语调开腔说起来。记得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啊啊，惭愧啊！我先来个投石问路吧。不过我可能胡说一气，把大家引入歧途，各位就当我是反面教员吧。”会场上，一下子气氛就轻松起来。接着他就从清理题目开始，把问题捋出一个大体的思路，再逐步分析演绎，说出他个人的意见。就这样，众人的思路也被渐次引发开来，而真正的问题讨论也就由此开始了。这种场面并非个别。正因此，有时正逢他偶然有事难以分身，未能出席《文史知识》会议，这会尽管照样开得下去，问题照样得以解决，但总是少了一点特别的活跃氛围，感觉上好像总有一点不够意思。每次众人皆感慨，有白化文与没有白化文，是不一样的。

　　《文史知识》当年还多次举办过一些与读者的交流沟通活动，活动有时是书面的，有时是现场的，这是它的办刊特色之一。有的活动比较重大复杂，一时难以抉择应对，这时候往往也能显示出有白先生与会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要在春节期间举办全国性的书写春联比赛，邀请《文史知识》派专家出席，众编委听说，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又怕万一出错，影响太大，无法挽回，所以议论半天，终于一致推荐白先生为代表。他在节目上果然不负众望，神色祥和，仪态端庄，侃侃而谈，从楹联的产生历史到社会价值，从欣赏重点到编写要领，都讲解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把一个有点古奥的陌生内容，硬是搞成了通俗的热门节目，增添了春节喜庆气氛，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球，此后竟接连办了好几届。《文史知识》风头出尽，名声大振，白先生厥功至伟。

　　开会需要他，活动需要他，即使平时闲谈之际，他的存在也是不可替代的。主要就是他出于广博知识和活跃思路，使得话题可以朝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展开，令人意外受益。对此，我体会殊深。有一次我们俩闲谈，他忽然问我：“徐公，您是搞建安文学的专家，我请教您：建安七子为什么是七个人不能是六个或者八个人呢？”面对问题，我当时回答说：“白先生我不敢妄称专家。不过您老的问题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大概正好有这么七个人吧？在曹丕心目中，当时写作水平最高的人就是这七位了。”“可是问题来了：您《魏晋文学史》里说了这七人中第一位是孔融吧？孔融固然名气很大，但他与其他几位特别是王粲，并没有一起待过呀！王粲是建安十三年才从袁绍手下来到曹操幕中的，孔融在此前好几年就被曹操杀了，应该说他们连互相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以把他们强按在一起，说成是建安七子呢？说建安六子，不是更符合实情吗？”至此，我认可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时也说不清曹丕为何就不考虑这一点。我就反问他：“那白先生您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就班门弄斧啦——我觉得，曹丕的七子说法是有点儿勉强。他为什么要勉强呢？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凑一个‘七’，为什么要凑七？就因为孔子说过‘作者七人’嘛！他凑成了‘七’，那岂不就可以向孔子那里靠了吗？要是被他靠成了，他曹丕不也就成了第二个孔夫子、孔圣人吗？这有多光荣伟大啊！所以他要说‘七子’，而不愿意说‘六子’或‘八子’。至于孔融与王粲他们是否在一起待过，是否互相认识，那不重要，可以不管。——我这是瞎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