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完颜文豪、徐海波、张典标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上，63岁的湖北黄冈人董必武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唯一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一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

　　与董必武一样，当年怀揣救国救民理想从大别山下的家乡出发，穿越重重关山踏上漫漫征程的优秀青年中，同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陈潭秋，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生命已定格在6年前的新疆；爱国诗人闻一多，3年前因“拍案而起”，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回龙山下的林育南、林育英兄弟，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一切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黄冈人，47岁的胡风正在为崭新中国而创作，他高呼“时间开始了”；64岁的熊十力正隐居在广东番禺观海楼，不久后这位著名哲学家、新儒学理论奠基人就接到了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联名邀请电报；48岁的王亚南正激动地拥抱新中国的诞生，他刚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

　　60岁的李四光，还身在海外，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回来建设新中国。为了冲破重重阻挠，李四光秘密渡过英伦海峡到法国，再抵达瑞士，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百年前，这群鄂东青年为了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先后走出大别山南麓，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寻求理想的救国之路，他们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或致力于科学救国，或投身于教育救国……

　　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人民和历史的最终选择。历史开启了新篇章，这群鄂东青年犹如黄冈境内六水并流汇入长江，最终殊途同归，汇聚到建设新中国洪流中。

　　时代之问：中国该往何处去？

　　1919年5月底，一封信从北京送到了大别山南麓的回龙山下，收信人林育英读得“有时高兴地笑了，有时咬着牙齿生气，最后鼓起劲来决定干”。

　　信中，堂弟林育南向他介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事，他号召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吧”。

　　同一时期，20岁的闻一多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不敢言……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时候，陈潭秋与董必武在上海相识。当时，陈潭秋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而住在渔阳里的董必武，受到同乡李汉俊的影响，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国家命运决定着个人命运，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青年思索着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四光、闻一多、王亚南、熊十力……这些黄冈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时代命题。

　　此时，30岁的李四光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准备回国，途经巴黎时，他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传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艰难前行，对光明充满信心的激昂之情。

　　早在16岁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四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时的第一批年轻会员。袁世凯上台后，他感叹“革命理想无法实现，一时找不到出路，陷于彷徨之中”。1913年，他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学习地质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与李四光同为“黄冈四杰”之一的熊十力，青年时在湖北新军中组织秘密社团，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为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决心弃政从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

　　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此后，他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面对迎面而来的西化思潮，他以“掉背孤行”的精神全力抗衡。

　　五四运动两年后，21岁的王亚南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教育学。这位黄冈青年受到当时“教育救国论”风潮影响，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突破口。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投笔从戎的他为残酷的现实感到迷茫和心痛。由于生活所迫，他从上海辗转到了杭州栖身大佛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