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端再造“新敦煌” 千年古迹拥抱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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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的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海报上,带着虚拟眼镜的人物头像格外醒目,清晰勾勒出博物馆数字化趋势的未来图景。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持续蔓延的当下,数字化对于博物馆发展来说显得更为迫切与重要。近日,敦煌研究院、法国吉美博物馆和腾讯公司联合开展线上跨国研讨会,围绕“文物数字化的未来”“文物数字化共享、传播与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全球文博机构共同分享数字化发展的实践成果与经验。  

  数字化是必然趋势

  “通过新媒体让文化遗产被更多人看到,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谈起文博机构如何推进数字化时如是说。

  敦煌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其中保存完好、存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作为“守门人”,赵声良最为记挂的是文物不可逆的衰退,“不是大片脱落,是颗粒化的渐渐损坏。一年、两年看不出;十年、二十年,颜色明显变淡。”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时任院长樊锦诗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开始探索利用数字技术永久保存、利用石窟文物。赵声良回忆,最早是用胶片相机记录壁画,因胶卷保存也会褪色,为保证图像清晰,每张照片只能记录很小的画幅,一张壁画需要成千上万张照片拼接。30多年过去,伴随技术进步,如今采集的图像已达十亿、百亿级像素,完成数字化采集的洞窟累计也有200多个。

  掌握数字化资料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利用。2014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将数字化资料制作成影片供游客们欣赏,给予他们完整、沉浸式的体验。

  “这一举措的好处出乎想象。”赵声良说。敦煌石窟前些年的游客接待压力始终不小,游客往往集中在中午时段涌入,不但造成拥挤,激增的热量和二氧化碳也可能对石窟壁画带来伤害。藉由数字展示中心的数字化展映,莫高窟大大推动了游客预约、有序参观。

  此后,敦煌研究院在数字化探索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例如对外展览方面,过往面临实物重、运输贵、保护难的问题,就连不少临摹品都是不便移动的珍贵文物,一年组织2至3次外地展览已属不易。后来,无论是3D打印出洞窟框架、1:1还原莫高窟真实场景,还是利用数字化投影,动态展示壁画效果,“活”起来的敦煌都受到参观者们的交口称赞,组织外地展览的次数也增加至每年十余次。

  1+1如何大于2

  在赵声良看来,对于敦煌研究院“保护、传承、弘扬”的三大核心工作,数字化如今都意义重大,同时也需要更多力量参与合作,推进解决难题——在致力于保护的数字化采集方面,莫高窟还有约七成的洞窟有待采集。不少洞窟体积小、结构复杂,当下的采集设备无法进入,亟须更好的技术;在传播方面,如何利用数字化开拓更多文物展示形式,依靠一部手机展示丰富文化,也是敦煌研究院一直思考的问题。

  正是在这番背景下,2017年底,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敦煌研究院积累了大量数字化成果,但这些成果如何转化,在年轻人中产生影响力,利用科技力量让更多人感受敦煌之美,我们希望能扮演‘连接器、翻译官、新使者’的角色。”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刘小岚表示。

  如何连接?一个是学术化的文博机构,一个是技术化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要很好地连接到一起并不容易。参与敦煌项目的腾讯员工回忆,合作初期,敦煌研究院的老师们对娱乐化、年轻化的解读非常谨慎:互动产品的文案中出现类似“大唐乐队C位出道”等字眼,一开始会质疑没有出处,但在项目组的进一步解释后,也表示理解。另外,在一些产品需要对经典文献故事增添旁白、对话时,也要求必须严格考据。

  “我们一方面必须理解敦煌文化的专业度,怀抱严谨态度和敬畏心;另一方面不能丢掉对用户的洞察,逐步将他们的需要与敦煌文化的精髓连接起来。”刘小岚说。

  2018年底推出的“敦煌诗巾”项目,就是双方不断磨合后的一个典型案例。莫高窟拥有400多顶藻井,但由于处在洞窟穹顶而常年被忽视。设计师们将藻井图案与200多个壁画纹样进行数字化重构,组合成设计元素置入小程序。用户只需滑动手指,便能将它们组合设计成独一无二的“敦煌诗巾”。这一项目上线3个月便迎来250万独立访客,超过莫高窟1年的线下旅客量。

  “用户有哪些需求、怎么想,腾讯了解更多。和我们这种高度学术化的单位结合,文化便一下子散发出新的光芒。”赵声良认为,数字化合作,1+1的效果远大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