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雯静

　　“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这是挂在樊锦诗嘴边的一句话。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从1963年第一次“触碰”莫高窟至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樊锦诗都围着莫高窟转。在今年“改革先锋进校园”甘肃省专场活动中，她动情分享：“敦煌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为敦煌做事，我无怨无悔！”

　　出生在北京，生长在上海，樊锦诗初到敦煌时，被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震撼，而与精美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恶劣的生活环境：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因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樊锦诗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回到北京。

　　世事难料，毕业分配的时候，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研究院，而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会对它越发热爱。”樊锦诗说，和很多前辈一样，我一开始也只是想看看敦煌，谁知道这一看，就离不开它了，而且待得越久就越离不开它。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急剧增长让樊锦诗既高兴又担忧，“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世人都希望莫高窟“万寿无疆”，但是这不可能。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因素的改变，对脆弱的洞窟而言都是不小的打击。

　　如何让珍贵而脆弱的艺术 “活”得更久，成为樊锦诗日夜都在思考的问题。

　　“这么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在我的手里，如果有什么闪失，我就是罪人。”成为院长后，樊锦诗感觉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就变得沉甸甸的，“我常常想起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就会冒出一身冷汗。”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计算机，“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那时已经65岁的她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目前已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万人次。

　　2014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始投入使用，既缩短了游客在洞窟的滞留时间，减轻了洞窟长时间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使洞窟得以“休养生息”，同时把精美的壁画、彩塑“搬”出洞窟，让游客更好地欣赏和体验敦煌文化艺术。

　　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并且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实现了旅游开放和保护管理的创新，使保护和利用得到平衡发展。

　　在樊锦诗看来，因为热爱，所以才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有时候，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樊锦诗很喜欢中唐第一百五十八窗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她都忍不住想走进这个洞窟，瞬间忘却许多烦恼。

　　樊锦诗曾为《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写序：与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相伴，为保护莫高窟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极大的幸福。

　　在敦煌研究院里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意气风发，雕塑的原型就是初到敦煌的樊锦诗。

　　青春。樊锦诗把青春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莫高窟。而从她来到敦煌的那一天起，这里的每一粒黄沙起舞，都是在歌颂她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