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图/受访者提供

　　止庵：两个视角看世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4.19总第992期《中国新闻周刊》

　　止庵最近正在看《天空诊疗所》，尾野真千子主演的日剧他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只还差两部。看剧倒没有什么目的，初衷也很简单，只是偶然发现“这人演技太好了，演的剧也都可看”，于是就全部搜罗来。他甘愿做一个没有意义的无效的研究者，或者说没用的专家。

　　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喜欢花好大力气把一个事情搞清楚，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反正搞清楚了就可以放下了。80年代读张爱玲就是，那时内地只出版了一本张爱玲的《传奇》，止庵托人从香港买，把市面上能找到的张爱玲的书都买来，一本就要二三十块钱，基本是他工资的1/3甚至1/2。在这之前读庄子、老子，之后读周作人都是如此。

　　然而“有用”却偏偏从这些“无用”中生长了出来。止庵被人认识，是作为庄子、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专家。庄子说“无为而为”，人们常常费尽心机求一个结果往往不得，而不求结果地专注做一件事，却可能有意外收获。这是止庵从他的研究中得到的人生哲学，这哲学在他自己身上验证，如今，他又把它写进了自己近期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之中。

　　滤镜下的80年代

　　《受命》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牙科医生冰锋突然得知父亲十几年前惨死的真相，这成为苦苦拖住他的重负，爱情无法将他带往新生，他为复仇而困在正在退场的旧时代中，“日暮途穷”。

　　这是一个止庵在1988年就构思好的故事，在日记本里写故事梗概、人物小传，积攒了几万字笔记。但笔记一搁就是30年，在他60岁后，才又把这个小说捡回来。止庵很庆幸自己没有在那个年代就把小说完成，因为书中呈现出的1984~1986年的北京城，在当时的自己看来只是平凡日常，但站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看，那已经成为一段逝去的只能被追忆的时光。

　　1977年，止庵按父亲的意愿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1982年毕业后做了两年口腔科医生，随后又去报社工作了5年。生活在还没被加上滤镜的80年代，他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穷，一个月最多招待朋友在家吃一顿饭，连去次饭馆的钱都没有。学医、从医清苦，却使止庵养成凡事悉究本末的习惯。

　　重新书写80年代，止庵觉得自己的记忆已经靠不住，他去图书馆搬出1984年到1986年的《北京晚报》、北京市街巷交通图、北京市各区地名册……像给病人治病似的一个一个细节精确核实。现在网上还挂着他的求助帖：1984~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

　　他要求自己写下的细节要像纪录片一样真实可靠。那时放映的电影，举办的展览，后来被拆掉了的胡同，都真实地从历史描摹进小说。依循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公交车，止庵带着读者穿行在80年代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同仁医院还保留着两个尖顶，音乐厅仅仅是个正在挖地基的大坑。

　　在厚厚一摞旧报纸的影印件中，早已沉入他记忆深处的80年代又活了过来。社会正在分层，人们带着旧时代的伤痕和记忆寻找走进未来的入口，每个人选了不同的路，从此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只有在那个充满了选择和可能性的时代，冰锋这样的人才能够存在。止庵觉得，如果自己在1988年把小说写完，那它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不会有今天的质感。而如今再回看80年代，对止庵意义也不同了，“那一代人每个人都背着一段历史，现在的人是没有历史的，选择和生活很趋同。” 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样东西只有当你丧失了，才能看清它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止庵看来，80年代是某种分水岭，“大时代中的变迁很有意思”，似乎还从未有人好好写过那个时代的情绪和记忆。

　　伍子胥的故事

　　《受命》的故事虽然属于80年代，最初雏形却孕育于40多年前。那时止庵还是一个名叫王进文的少年，父亲是诗人沙鸥。受家庭环境影响，止庵从小酷爱读书，但1959年出生的他，在无好书可读的年代，只能找到什么读什么，这也有个好处，让他分辨出了作家中谁高谁低。直到70年代末，经典外国文学、古典文学重新出版，他才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书，经历了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时间焦虑到一分钟都不想浪费，在人挤人的公交车上，也要把书举到头顶，仰着头看完了100多万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