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破土发掘以来，世人对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关注热度再度火爆，各种猜测和解释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迄今为止，三星堆这六个坑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新事物、新现象不断出现，让人感到震惊，抑或让人感到更加迷惑。比如说，大家都很期待在随后的三星堆考古中能够发现文字，从而一举破解三星堆之谜。事实上，这仍是受到传统观念引导：凡高度发达的文明就应当有文字，殷商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的文字，三星堆为何没有？如果没有发现文字，那特色鲜明的三星堆文明还属于中华文明体系吗？因此，用什么样的眼光去观察三星堆，去看待已经出土和即将出土的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现象，从而走向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科学之路，在当前至关重要。  

　　笔者曾参加三星堆1986年考古发掘，多年来也一直关注相关研究进展，我以为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重要维度，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发现而论，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开国，至开明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数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的确，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以往也未见出土过，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事实上，这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他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贡献。

　　例如，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和缠绕于树干上的龙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体系中常见的母题，如果结合《山海经》之类的神话记载，很可能这样的神树就是传说中的建木、若木、扶桑木之类的神树，是可以“通天达地”的宇宙树、太阳树的象征。又如，过去一直没有在三星堆发现类似殷商青铜器中以青铜鼎、簋等容器相配合来表达社会等级、身份的所谓“礼器”，但这次在三号“祭祀坑”中已经露头了至少七件青铜尊，和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铜尊、罍相互印证，暗示蜀人可能使用这样的青铜容器组合作为礼器。三号“祭祀坑”中还发现一件双手顶尊置于头顶的神人青铜像，也表明“尊”这种器型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中原文化使用青铜容器作为礼器有着同样的意义。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尊、青铜罍的造型，也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只是在纹饰风格上更具蜀地特色。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作为祭祀仪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它们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从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国，也同样深受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以往在三星堆还出土过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陶盉等器物，都留下了中原文化影响的诸多遗痕。

　　现在看来，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也有密切的关系。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这个记载，推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当然，古蜀人也并非完全模仿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而是在吸纳华夏大地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再造，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再写新篇，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