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被评为2015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青年学者。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研究领域为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近些年浸润于教学科研中，人们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欧洲形成了40多个国家，中国却是一个国家怀拥56个民族；新清史解构中华民族的“工具”是什么？历史该如何解读；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是否是汉化？汉化是否等于汉族化？中国历史上充满分分合合，“分分”是否只是单向度的裂变？阅读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文，似乎以上问题便找到了答案。

　　一、民族主义是话语、也是工具，但它只是“地方经验”

　　中欧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价值诉求不同，话语亦不同，不同之路至少始发于欧洲蛮族入侵与中国五胡入华。作者在文中指出：“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但“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结果是：欧洲蛮族入侵罗马，选择的是“分割世界”，看重“分分”与封建，自治与分权成为政治常态，伴随着政治经济发展，民族单质与民族国家成为选择，民族主义成为话语与旗帜。五胡入华选择的是“混一天下”，分后取和，以和求合，和的是中华文明，合的是天下一家，承袭天下治术、维系中央集权成为选择，经营超大规模国家，实现多族共存，“大家庭”成为政治与道德兼顾的话语。

　　作者归纳道：中国的五胡政权的史观却与蛮族史观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民族主义发芽、抽枝于西欧土壤，自带排他性，重视自我利益，“一族一国”是切割多民族社会肌体的工具，民族主义是对外征服的旗帜。民族主义只是欧洲蛮族入侵后，逐步形成的西欧人认知、置设民族与国家格局的地方经验。用民族主义作为分析范式审视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无疑会坠入话语陷阱。中国怀拥56个民族践行的是和合理念，新清史使用的是民族主义的裁刀，中国故事需要中国话语来讲述。否则，就会像作者所研判的“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种族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二、五胡入华后的“汉化”选择，重在择定“汉制”，融汇于文明

　　在民族研究领域，“汉化”被视为很负面、很危险的概念，在很多人眼里汉化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消失。然而，“汉化”本质上是“文”化。“文，犹美也，善也。”文是雅致，文是不俗，而文字的出现则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近“文”、习“文”是人类在自身发展中追求真、善、美的正向选择。不同民族进入“文”化有先后，自愿被“文”化是一种进步。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程度上扭曲了不同民族在各自发展进程中的相互效仿、学习与涵化的历史真相与主体的意愿。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作者指出五胡入华后的汉化选择，本质上是对作为天下治术的“汉制”的选择，而滋养和托举汉制的是中华文明，学习汉制必然选择进入中华文明。超大规模国家的治辖，需要成熟制度与治术的保障，而成熟制度与治术则以一套文字、话语、理念、机理、规制积聚于中华文明之中。而汉化的进程也是胡汉融合的过程，“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

　　有很多研究者将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五胡乱华”，关注的是冲突、对立与差异。而很少看到“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更很少看到“五胡入华”之后北中国进入到了相当长的稳定期，因为冲突之后是整合、融合的坚实努力。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梳理更多的共同体建设的合法性，更应秉持更为开阔的“民族”视野阅读历史，回溯历史。没有兼容并包的智慧，哪来超大国家的生生不息。“中国东晋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权、人物、事件太多太杂，一看就乱，一乱就烦，是一段最难写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恰恰蕴藏在这300年中。如果没耐心走进去看看、转转、站站，就难以找到自己的出处。”阅读作者的文章可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