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是谁”如何成为当代国际文坛的超级谜题

　　文学生产、流通与接受在当下正日益景观化

　　孙璐

　　匿名写作在今天被视为一种时髦的文学实验。然而粗略浏览世界文学史，作者“隐身”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面对出版商和读者的“傲慢与偏见”，隐身写作的背后有被迫的无奈，也有刻意的戏弄。  

　　有些是出于身份困境的权宜之计，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勃朗特姐妹迫于维多利亚时期“性别成见”的困扰，分别使用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笔名发表作品。有些是出于对“分裂”人格的嗜好，或者抱着“游戏”的心态：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除了用真名创作以外，又为自己杜撰了72个笔名，还为他们纷纷编造了身世，赋予了迥异的写作风格和思想体系，只为更好地表达自己性格的多元面向。

　　超级畅销作家J·K·罗琳为了摆脱“名人”的负累，希望得到读者“不加修饰的反馈”，在2003年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斯的笔名向两家出版社投稿犯罪小说《布谷鸟的呼唤》，随后不仅遭到退稿，编辑甚至“好心”劝告罗琳应该先去报名一个写作班，或者读读出版相关的书籍。小说虽然最终出版了，但一直销量惨淡，直至罗琳宣布真身，《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随之陡增，迅速进驻各大图书畅销榜单。

　　但埃莱娜·费兰特不同。

　　费兰特的目的

　　自1992年署名于其小说处女作《烦人的爱》开始，这13个意大利字母(El ena Fe r r an t e)就未曾淡出公众视野。更何况2011年至2014年相继问世的“那不斯勒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创下了40多个国家、超千万册销量的出版奇观。

　　几乎是下意识的习惯，我们会兴冲冲地上网搜寻“埃莱娜·费兰特”的简介，迫不及待地想一睹真人的风采，但注定是失望而归。除了知道这是一个意大利作家的笔名，我们对TA几乎一无所知——真名、性别、年龄、婚姻家庭、职业履历、生平经历等等。于是，“费兰特是谁？”成了当代文坛的一个超级谜题。在近30年的时间里，媒体记者、大众读者、专家学者从未停止福尔摩斯般的侦探工作：剖析其小说内部的语言和人物，细查其小说外部的书信和访谈，甚至涉嫌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从房产交易和版税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为揭开费兰特的身份面纱乐此不疲。

　　一边是誓死不露面的作者，一边是誓将人肉进行到底的媒体和大众，双方的“执著”势均力敌，而这场望不到尽头的“捉迷藏游戏”也意外助推了费兰特现象级的存在。随着2016年增补版《碎片》(第一版于2003年问世)的出版，“费兰特身份之谜”再度受到广泛关注。在这部作品集中收录的30余篇访谈中，几乎每一个采访者都会问及费兰特的真实身份和多年来坚持“隐身”的原因。费兰特同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个经典的回应：“我只想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我相信，书写出来之后，就不需要作者了。如果一本书有内涵，它迟早都会找到读者。”费兰特同样坦言，当初做出“不在场”的决定，只是因为羞怯而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由此收获的自由创作空间使之愈发确信隐匿的重要性。再到后来，出于对“只关心作者形象和声誉、不关心作品本身”的媒体的强烈抵触，费兰特的“个性”试验也逐渐演变为一场“公然”对抗。

　　可以说，费兰特是为了“隐身”而隐身，并期待由此诠释小说生产的过程和作者的意义。用费兰特的话来说，“埃莱娜·费兰特”所指涉的仅仅是一个作者，就像是一个虚构角色或者一种附体，只有在创作时才会出现。由于作者的血肉和气息统统且仅仅存在于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之中，当一本书结束的时候，“埃莱娜·费兰特”所依附的那个具体的、实在的人也得以解放，重新回到创作之外的自己。

　　费兰特的悖论

　　当然，费兰特的“隐身”也是一种抵抗的姿态，直指当下日益“景观化”的文学生产、流通与接受——当作品成为作者得以进入公众视野的“门票”，当作者通过不断在社交媒体抛头露面、坦白隐私来提升公众关注度，文学生产便沦为“名人”生产，文学流通便沦为“真人秀”表演，以至于文学接受不再是围绕作品，甚至将文学阅读本身都抛之脑后。

　　悖论的是，费兰特为了抵制“景观”而采取的隐身策略反倒创造了另一种“景观”——正是“费兰特之谜”助力了“费兰特之热”，无论在多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