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底，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装台》引发热议，其收视和口碑实现双丰收，相关话题至今仍热度不减。2021年1月12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陕西人艺戏剧周再度迎来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演出五六年，叫好又叫座的号召力仍在持续。这一现象证明了文艺精品的强大生命力，也显示出严肃文学力作的优质文本保障。

　　严肃文学(主要指小说)改编历来颇受欢迎，也为读者和观众所期待。但是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到网络文学改编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冲击，严肃文学改编遇冷，精品迭出的盛况难再。近年来，一批文学名作重获青睐，诸多开播、开演或上映的改编作品收获好评、频频出圈，让人看到了严肃文学改编的良好势头，广大读者和观众无疑是满怀期待的。文学精品到改编精品的转化并非易事，文本选择，舞台化、影视化的改编转换等考验重重，如何依托强大的文本保障改编创作出更多文艺精品依然是众多文艺从业者不断思索的难题。  

　　1.被选择的作品，无不是洞悉人性、洞察社会的精品力作

　　“一流作品三流改编”是作品改编很难突破的魔咒。纵观被改编者选择的严肃文学作品，无不是洞悉人性、洞察社会，穿越时空仍然具有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力作。正如莫言所说，“相信一个优秀的导演绝对不会去看一个烂俗的故事，因为这种故事谁都可以编出来，吸引他的还是小说的纯正的艺术性或者小说家表达的思想”。莫言所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恰恰是一部严肃文学佳作的魂，如何将语言文字创造的美移植到银幕上或舞台上，在舞台化、影视化中既能保留原作的魂，又能赋予其新的生命，这是改编者必然面对的难题，珠玉在前，无论是选择精准还原还是创新改编，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文学文本的叙事媒介是语言文字，其表现手段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包容性、不确定性；而戏剧和影视的叙事媒介更多的是借助表演和画面，其表现手段相对局限、固定甚至不可改变。文学语言、舞台语言、影视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在文学作品舞台化或影视化过程中，语言转化问题尤为重要，这一点从文本选择之初就需要想明白。并非所有的文学名著都适合舞台化、影视化，根据夏衍的说法，好的文学剧本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思想内容，作品对广大观众有教育意义，这是先决条件；其次，电影不同于散文、诗歌、小说，要有比较完整紧凑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即有矛盾、有斗争、有结局。如果作品缺乏这个条件，就无戏可看；最后，要有几个(至少一个)性格鲜明、有个性特征的人物。

　　夏衍所说的三个条件在文学作品舞台化和影视化中都同样适用，好的文本常常被各个剧种争抢，比如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话剧常演不衰，改编的影视剧也震撼了不少观众；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被陆续搬上舞台，又有人不断进行着影视化尝试；还有《尘埃落定》《长恨歌》《暗算》等一系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其强大的文本魅力在各个艺术领域发光发亮。然而，强大的文本并不能让所有改编作品“保过”，有时，通过改编把文学语言的魅力转化成舞台魅力或影视魅力，比原创还有难度。

　　2.名作舞台化不只是修枝剪叶，更要赋予作品新的生命

　　话剧的创作对剧本尤为倚重，观众熟知的大多数经典话剧都有强大的文学文本支撑，除了曹禺、老舍等创作的专业剧本，更多的则是由文学名作改编而来。比如北京人艺的代表作品《骆驼祥子》即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家》则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而被称为陕西人艺“并蒂莲”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也都有强大的文本支撑。这些作品每年都会在观众的呼声和期待中作为院团的保留节目复排重演，原因就在于严肃文学精品与改编精品的互保和互相成就。

　　近年来，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金宇澄的《繁花》、徐訏的《风萧萧》、毕飞宇的《男人还剩下什么》等文学名作被陆续搬上舞台，陈彦的《主角》、李佩甫的《生命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已进入剧本改编创作阶段。我们期待话剧精品涌现，同时也会为改编者捏一把汗。

　　文学作品舞台化，文学性向戏剧性的转化是最大挑战，改编中删改、修整如何避免顾此失彼也是极大的考验。将文学语言搬上舞台，不仅要将文字转化成观众可看、可听、可感受的表演，用舞台语汇完成文本的转化，还要赋予作品新的生命。戏剧不是通过舞台来复述小说故事的说书场，一次成功的改编无异于一次全新的创作。文学作品的舞台化不只是修枝剪叶，更重要的是注入一种新的魂。也就是在尊重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体现主创们个性化的理解和诠释，以轻灵的舞台演绎表达深邃厚重的思想。唯有如此，改编作品才会有新的生命，也才会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观众心里。然而在实践中，同样经典的文学名作，改编质量却参差不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作品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