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李陀

　　编者按

　　为纪念作家路遥的七十岁诞辰，路遥国际文学研讨会于12月7日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达理礼堂举行。多名中外高校的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共同探讨路遥创作在文学史内外的意义及对当下的启示。在作家李陀看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次不平凡的现实主义写作，它用一种非常有气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锐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多达百人的群像式写作描绘出了一个和世纪断裂相联系的中国的大变化图景。下文将研讨会上李陀的发言编辑整理，以飨读者。  

　　我们很幸运，路遥是在二十世纪末写的《平凡的世界》，这个时间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和二十世纪完全不同的世界，面临着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形成空前大断裂的节点上。在这个大断裂里，所谓的世界体系，比如沃勒斯坦他们强调的世界体系，所谓中心、边缘、半边缘，这样的世界格局正在解体。解体之后我们面临的新世界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个新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这一点可以说清晰可见。

　　世纪性的断裂给文学带来的问题是，文学要如何应对变化？可能性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回顾路遥的写作有特别的意义。

　　多达百人的细致群像

　　路遥的写作在时间上、空间上、客观上，都和这个大断裂是同步的。而且《平凡的世界》所切入的，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断裂最尖锐的断口。当然，并不是说它是对现实某一个历史阶段客观的记录和反映。它是非常自觉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而且是一次不平凡的现实主义写作。它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的经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

　　传统现实主义一般来说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写人物。路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也写人物，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写人物，他写的是一个群像，一个多达百人的群像。在这个群像里，他很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乡土社会的瓦解，而且他解析出一层又一层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即使跟乡土社会最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乡土社会的维护者，比如孙玉厚、田福堂——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者介入了乡土社会的瓦解。

　　路遥写中国乡土社会瓦解的时候，并没有把乡土社会写成是呆板的、被动的、没有生气的、像一棵完全枯萎的大树那样的空间，而是描写出了集体经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土地承包、乡镇企业，一浪盖过一浪的大变革。《平凡的世界》像一个导演精心制作的慢镜头，在这个慢镜头里我们几乎看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棵大树倒下来的每个阶段和细节，而这一组一组的农民群像又恰恰在瓦解过程中担任着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历史过程重叠在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里，新旧冲突，特别是新理论、新价值，或者是新利益、新蓝图的召唤，都使得他们不能不介入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中，不能不成为乡土社会瓦解的担当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可以说农村题材的小说进入特别繁盛的阶段，但是能够用文学对我们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做近距离的细致思考和观察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可能是唯一的一部。

　　孙家兄弟

　　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很多评论都集中在孙少平身上，但是我个人觉得孙少安这个形象应该是路遥写得最下功夫、最用力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最丰满、最复杂的。如果说双水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片刻宁静，都是骚动不安的、充满矛盾和分裂的，那么孙少安的内心世界是最激烈、冲突最多、最典型的一个。路遥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一点，孙少安不但是一个非常刚直刚硬的西北汉子，路遥又着重描写了他柔情似水的一面。在中国文学人物谱系里，把一个人物写到单纯又复杂，能够这样统一起来、写得这么丰富的，不是很多。

　　这个人物的丰富性、他内心世界波澜起伏的复杂性，在小说写到他们分家的时候，表达得非常充分。孙少安后来办了砖厂，过上了比较富的日子，他的妻子秀莲提出分家，孙少安暴怒。孙少安与秀莲匆忙结婚，但是婚后一起生活他们产生了非常深刻和真挚的爱，可是当秀莲提出来要和父母兄弟分家的时候，孙少安怒气冲天，甚至要动手打秀莲。这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因为少安的形象不是这样的，他柔情似水的一面非常感人。他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这说明这个人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心理动机，都伸向大地深处的源泉。乡土社会像一棵千年的大树形成巨大的根系，使得孙少安所有的心理动机和反应方式都是在乡土社会所决定的差距格局里来思考和活动的，他完全不能接受秀莲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