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梨子的真正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谈文学创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

　　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是两个跑道、两套笔墨，前者需要确凿的史料证据、严谨的逻辑推理、准确的文字表达；后者则明显不同，小说戏剧再现生活，其本质是虚构；诗歌表现生活，但求忠实于内心；散文介乎再现与表现之间，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语言则不拘一格，兴之所至，风韵自成。

　　就人的大脑天赋而言，往往各有偏重，有人逻辑思维优越，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这样的人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有人形象思维发达，想象力丰富，观察力和感受力敏锐，这样的人适合从事文学创作。古往今来，也不乏二者兼备之人，比如曹丕，既能创作缠绵悱恻的《燕歌行》，又能写出《典论》这样思想深刻的评论专集；比如皎然，既能创作清丽闲淡的山水诗，又能写出《诗式》这样见解精辟的诗学论著。今人鲁迅、闻一多、顾随、朱自清、林庚、郭沫若、钱钟书等亦都是创作与学术兼长之人。令人好奇的是，文学创作之于学术研究，是否有些益处呢？换句话说，文学创作是否有助于其学术研究焕发出一种独特的光彩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创作经验打底，研究也就更有胆识和见识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一节，曹雪芹借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林黛玉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格律诗的种种清规戒律都是人定的，自然也可以打破它们，怎么能更好地表达内心就怎么写。

　　黛玉道：“……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试想，假若曹雪芹（林黛玉）自己不常提笔，不善写诗，断不能说出这样颇具创新意识的诗歌主张，而只会畏首畏尾地寻章摘句，唯声韵平仄是务，貌似内行，实则“得了珷玞，失却荆璧”。

　　闻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诗人，早年致力于新诗创作，出版诗集《红烛》《死水》，声名早著。诗人内核的学者研究起《诗经》，便表现出突破前人藩篱的勇气和胆识：“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一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和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今诗与古诗、中诗与西诗，从根本上说，都是相通的，都是诗人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因此，深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派影响的闻一多自然地将象征、隐喻等手法应用于《诗经》研究，以“隐语”取代古人笺注中经常出现却又语焉不详的“兴”，对《诗经》中的一些象征性意象进行探幽析微。他的《诗经》研究，可圈可点，硕果累累，着实得力于诗歌创作实践。

　　“灵感”可以让学术研究饶有趣味、气韵生动

　　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研究诗词，每从“感发”入手，颇多创获，自然也与她擅长诗词创作密切相关。

　　她的学术文章，无论篇幅多长，总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因为她的分析论述如抽丝剥茧，新见迭出，更兼措辞精准、文采斐然。《文学遗产》前主编徐公持先生强调灵感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没有灵感，学问做出来可能是干巴巴的，文章缺乏精、气、神，缺乏才情。”灵感不会凭空而来，而是来自广博的阅读，深入的思考，也来自对大千世界、人间烟火的体察和品味，而文学创作正是人们用心体察和品味现实生活的重要途径。有了灵感，学术研究就不会冰冷生硬、枯燥乏味，而是曲径通幽、引人入胜，时时充满了惊喜与发现。

　　当年林庚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同学们谈论考据时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堆砌材料，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林庚先生是学者，更是位诗人，考据在他这里，便是一件有趣到乐此不疲的事情。他不像一般的学究那样，说起考据，首先谈的是查目录挑版本、翻类书校异文之类，他最注重的乃是训练“敏感”，要像神探福尔摩斯那般机警，凭“直觉”甚至“嗅觉”去发现哪里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这“敏感”，现在叫“问题意识”，亦是徐公持先生所格外强调的“灵感”的代名词。做学问的“灵感”和作诗的“灵感”一样，都是激活思维的灵丹妙药。“灵感”不只使学术研究饶有趣味，也使得学术文章所采用的语言流畅自然、气韵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