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朱邦芊  

　　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7月

　　致敬词

　　二战早已结束，但人类仍然活在以1945年为纪元的“后1945”的阴影中。作为一部战后全球史，《恐惧与自由》的作者基思·罗威引领读者来到恐惧与自由之间漫长的灰色地带。在这里，二战中形成的正邪二元论，成为了冷战对抗的意识形态根源。英雄与恶魔的“标签”，简化了战后复杂多元的世界，成为全球冲突新的导火索。当自由在放纵与禁锢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时，恐惧就会借势重临世界，引起纷争和不和。唯有人类意识到命运的相连共通，才能让时间的指针走出二战的阴影，走向未来。

　　我们致敬《恐惧与自由》，致敬作者基思·罗威以史家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揭开了人类长久以来回避的历史疮疤，打破了人们对战争、国族和正邪对抗永恒迷恋的执念。为了拥抱新的未来，人类必须学会与过去真正进行和解。

　　答谢词

　　我得知《恐惧与自由》获得了新京报的年度阅读推荐。在艰难的2020年年末，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我衷心感谢新京报的推荐，这是我的殊荣。我还要感谢这本书的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我要感谢译者朱邦芊，我的书有幸获奖，朱先生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后，我还要感谢你们——这本书的读者们，是你们购买了这本书，并牺牲宝贵的时间来阅读、欣赏它。

　　2020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不仅对我，对所有人都是如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休戚与共，这也是我这本书要传达的信息。二战也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它不仅对中国及其他卷入战争中的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也深刻影响了那些远离战争的人们和国家。二战影响着你和我，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很多方面，二战并未在1945年结束，它的影响直到今天。感谢你们的聆听，并再次感谢你们给予我的这份殊荣。我非常开心，谢谢。

　　——基思·罗威

　　在如今这个回音室一样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只会倾听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那么让自己的观点偶尔接受一下挑战并愿意接受挑战，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从士兵或平民、男人或女人、科学家或艺术家、商人或工会会员、英雄、受害者或罪犯的视角来看，世界大不相同。

　　——《恐惧与自由》

　　这本书

　　没有人能知道所有答案

　　新京报：作为二战史研究学者，你两本译为中文的论著，《野蛮大陆》和《恐惧与自由》也都是与二战相关的研究论著。你如何在众多历史事件中选择二战作为研究对象？你是英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之后才转入历史研究。作为一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研究者，你认为这对你的历史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文学与历史之间横亘的“虚构的长沟”，是如何跨越的呢？

　　基思·罗威：二战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都共同经历了这一事件。但是，在这个共性之下又存在着广泛而不同的经历认知。中国的二战经历有别于英国；我祖父的二战经历又与我祖母的不同。这就是我研究二战的原因：因为它不仅重要，还兼具了多样性。对这个话题，我永远不会感到厌烦。

　　至于我从英语文学到历史专业的转变，我不认为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两门学科都要求在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之间维持一种艰难的平衡。在这两种情况下，你必须收集证据，并用它来构建一个可信的论点。与文学不同，历史研究需要检验更多的原始资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的答案。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历史和文学都涉及对一种真理的探求。但与文学研究不同的是，历史研究的是对个人和社群产生实际影响的真实事件。揭开这些真相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严肃承担的责任。

　　这些人

　　从众多可能中选择25个人

　　新京报：在书中引用了许多普通人的访谈和回忆，将这些普通人的经历和命运和广大的世界局势与时代变革联系在一起。在拣选这些访谈和回忆时，是否特意找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个例？这些普通人是否只能在时代的波浪中随波逐流还是也有自己的个体选择？

　　基思·罗威：我书中的每一章都描述了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并用一个个人的故事来辅证这个主题。显然，我在选择个人故事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想确保它们尽可能的具有代表性。我从数百种可能性中挑选了25个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选择了一个能同时代表同一个故事不同方面的人。例如，在描述原子弹对战后世界的影响时，我选择讲述一位从事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的故事。但我不是随便选择了一位科学家——我选择了一位出生时是俄罗斯人，但国籍却是美国人的科学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存疑虑，并在1945年后改变了对原子弹的看法。由此，我便可以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展现几种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