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地母洞5年8个月(1939年4月8日-1944年12月6日)。

　　乾隆三十七(1772)年正月，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下旨全国征集书籍，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无书可献。200多年前的贵州，因为文化匮乏的无奈，对《四库全书》征集的贡献实感力不从心；谁能想到100多年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避抗战烽火，西迁至贵阳秘藏6年8个月。

　　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贵州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钟海珍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尘封历史。

　　《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7部，分藏于南三阁(文澜、文汇、文宗)和北四阁(文溯、文津、文源、文渊)。北四阁的《四库全书》专为御览，而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江浙两省的地方官员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选择专人掌管书籍，并允许当地士子进阁阅读抄写。其中，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作了一个大胆果断的决定——把《四库全书》悄悄运出杭州。

　　1937年8月1日，浙江图书馆全馆职员集中孤山分馆，点书装箱直至3日深夜，《四库全书》140箱、馆中其他古籍善本88箱，共计228箱；8月4日，这228个大箱子离开孤山馆，运往浙江富阳，终于在杭州沦陷之前离开了杭州。

　　从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历时整整9个月，途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2000多公里。在战乱和交通落后的条件下，除了短短的浙赣铁路运载外，大多数路程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

　　《四库全书》运抵贵阳是在一个深夜，存放到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出具收据，交浙江省教育厅。据档案记载，这一批书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是由旧粮道署修缮改造使用，条件很差，不但面积狭小，而且房屋结构不适合作为图书馆。没有人知道《四库全书》要在这里存放多久，就像没有人知道抗战要持续多久，于是，建一个专门书库的计划就被提上日程。1938年5月27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完成了《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等，呈给上级，详细说明了书库的构造设计。

　　然而，战乱时期，条件所限、时间紧迫，这个书库只停留在了图纸上，政府最终决定购买现成房屋来解决存放问题。于是，教育部下令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垫资购买张家祠堂。张家祠堂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房屋结构和质量基本符合藏书要求，稍加修缮即可使用——的确是一个经济可行的替代方案。据1938年8月16日出具的收据显示，购买张家祠堂房屋地皮，共花了“法币贰仟肆佰元正”。

　　1938年9月28日，140箱《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以及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入藏张家祠堂。一起进去的，还有被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他们住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

　　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2月4日，日机空袭贵阳。18架飞机成品字形，从城东侵入市区，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而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约2公里，古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把《四库全书》转移到贵阳城郊十里外的许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地处北郊，有茂盛的森林、坚固的溶洞， 安全可靠。经贵州省教育厅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1939年4月8日，《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迁往地母洞，因地母洞面积有限，贵州省立图书馆的古籍仍存放张家祠堂。

　　贵阳多雨，“天无三日晴”，实在不算是藏书的好气候。于是，在把《四库全书》迁到地母洞之前，为了防潮，人们在洞内筑起了“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在台上靠近洞顶的地方，建了一座斜形瓦棚，用来遮滴水……《四库全书》放入地母洞后，为了方便看守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