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社科界黄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地标理论研讨会日前在河南省武陟县举行。“悬河头，百川口”，黄河至此高原入平，千里“悬河”，起于武陟；千里长堤，起于武陟；千支万流，结于武陟。

　　武陟黄河文化历史悠久，有“中国黄河文化之乡”之称，“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浓缩了历代治水文化，人民胜利渠引黄工程是新中国治黄与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成功创举。

　　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

　　从大禹治水到祖乙迁邢，从邢人作丘到雍正堵口，从新中国修建人民胜利渠到引黄植稻……自黄河流域有人类聚居以来，武陟都是人们治理黄河、利用黄河的主战场。一部武陟发展史，就是半部黄河变迁图。

 

　　上古时期，伏羲时代著名的无怀氏部落便在西陶镇古城村一带聚居，数千年来，武陟一直处于黄河文明的核心地带。

　　邢人作丘，扬名武陟。

　　据史书记载，古文明时代的邢人，用堆起土丘的方法来抵御洪水。可不要小看土丘，就是它开创了人类主动抗击水患的先河，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在中华文明史、中国河防史上意义非凡。它映射出了我们祖先不屈的抗争精神，开启了武陟人抗争不止、瑰丽独特的治黄文化。

　　禹王治水，建功武陟。

　　大禹治水，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典故。大禹跟武陟的渊源非常深厚，据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记载，“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史记》载，“覃怀致功”。可见，覃怀不仅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场所，更是大禹治水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奠定丰功伟绩的地方，而覃怀正是夏朝时期的武陟。

　　如今，在嘉应观禹王阁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大禹在祈福黄河安澜。

　　“嘉应观在二铺营村东，雍正初年，以黄河安澜，奉敕建，规模壮丽，有铜碑刻。”这是《武陟县志》对嘉应观的记载。

　　从康熙末年起，黄河在武陟县境内4次决口，雍正元年，又决马营口，洪水淹天津，直逼北京，成了清王朝的心腹之患。为了治黄安民，雍正派河道总督率兵堵口、修坝，自己也亲临河防搬石。口堵坝成时，为祭祀龙王、封赏治河功臣，雍正下诏，敕建嘉应观。

　　嘉应观是记载清代治河丰功伟绩的明证，是我国唯一留存的集宫、庙、衙署为一体的清代建筑群，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是武陟治河文化最直接的遗存。

　　祭祀文化是武陟黄河文化遗存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商王朝规模宏大的祭祀大礼，到东汉帝王每年清明节携文武百官渡河亲耕祭祀百川；从明清时期万人空巷的祭祀河神龙王活动，到雍正四临嘉应御祭河神……可以说，历史上在武陟举行的国家祭祀活动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鲜有其比。

　　与国家祭祀相依存的民间祭祀更是名目繁多。以祈福文化为重要内容的青龙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近六百年历史。每年农历二月二前后，这里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传承发展着黄河民间祭祀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祭祀还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和文艺形式。比如，街游表演“行水”、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背僮、盘鼓等，大多是武陟传统节庆活动上的节目。

　　据统计，武陟还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村名、地名与黄河直接相关。黄河文化已经融入了武陟血脉之中。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抬头是邙山，低头是河滩。大风黄沙刮过来，光想埋住俺。”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许多西方国家的水利专家断言，“中国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成荒漠”。

　　历史上，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据统计，在1946年治理黄河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沿岸群众因为水患背井离乡，饱受疾病饥饿之苦。洪水退去后，面积广大的黄泛区黄沙漫漫、寸草不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背景下，武陟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人民胜利渠。“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广泛流传，成为一代人治理黄河的口号。

　　多年来，人民胜利渠灌区的干部群众克服了旱、碱、风沙等自然灾害，有效地开发利用水沙资源，通过沉沙淤改，将灌区内原有的10万多亩盐碱地全部改造成为良田，为灌区农业发展提供着强劲动力。

　　在人民胜利渠管理局节水灌溉试验站旁，有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地头的牌子上标示着“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国家自然基金科学项目”字样。这一块块“金字招牌”和一片片稻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交相辉映，是人民胜利渠创造的最美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