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志电影，他是先行者

青年杨光海。资料图片

　　杨光海与瑶族群众在一起。资料图片

　　一生低调、从不张扬的杨光海，与这个世界的告别也是静悄悄的，送别他的，除了亲属、同事，只有几位从北京本地和昆明赶来的好友。

　　11月27日凌晨5时半，北京密云区医院，88岁的杨光海安详离世。

　　这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一辈子沉浸在民族纪录片的拍摄和资料整理中。那些黑白的、彩色的影像，关乎民族历史、国家记忆，更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

　　从子雄摄影室的学徒到不怕死的摄影师

　　杨光海能加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以下简称“民纪片”）的拍摄队伍，与他在子雄摄影室培养起来的对影像的爱好和精湛的摄影技巧有关。

　　位于昆明云瑞西路的子雄摄影室，是20世纪40年代昆明有名的照相馆。15岁时的杨光海因读过小学识字，被招收为照相馆的学徒。老板郭子雄不知道，这位从云南大理湾桥乡靠走路、搭货车，用六七天时间才来到昆明的白族少年，数十年后，会成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第一人”。

　　1950年2月，昆明解放，杨光海被新生活吸引，报名参军，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1957年，为配合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经国家领导人批准，全国人大民委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民族研究所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开展了民族纪录片拍摄工作。

　　这项动员了国家力量的影片创作计划从1957年启动，到1981年结束，共计完成了21部影片。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志电影史上投资最大、动员最广、历时最长的一次拍摄活动。

　　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纪录电影片的拍摄时，杨光海只有25岁，那时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

　　《佤族》是其中的第一部。当时佤族还处于原始部落、刀耕火种时代，语言不通，很少有人进入，摄制组首先和头人沟通，为了取得信任，向每家每户赠送盐和茶叶，和他们一起喝水酒，吃烤在火塘边上长蛆长毛的肉。

　　拍《独龙族》更为艰难，摄制组带着沉重的摄影机、脚架、行李，乘坐火车、货车、邮车、马车，20多天才从北京辗转到云南贡山县，又从贡山跟着马帮走了10多天，翻越碧罗雪山，穿越茫茫森林。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体力消耗很大，吃不上蔬菜，偶尔能捡到马帮丢弃的莴笋叶放在面疙瘩汤里煮着吃。拍了两个多月后，又要赶在大雪封山前走出来。

　　以杨光海这次经历写成的文章《独龙江畔》发表在1962年5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动员国家力量创作的影片被蒙上历史尘埃

　　1958年春耕开始前，云南普洱市西盟区（后改为西盟佤族自治县——记者注）阿佤山的岳宋寨，年轻的杨光海抱着一台苏联产的埃姆摄影机挤在人群中，为了拍到剽牛的瞬间，他不顾一切地往前靠，突然，一头疼痛难忍的牛向他扑来，吓得杨光海连连后退，大拇指一直按着摄影机开关，惊慌中拍下了牛被剽后怒吼挣扎暴跳的情景。

　　这组精彩的镜头，后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赞誉。

　　当时，为了影片的“科学性”，拍摄前，各民族调查组先写出提纲，经领导和专家审查通过后，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拍摄小组，到当地后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提纲，撰写分镜头剧本，再进入拍摄。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民族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已不存在。为把被拍摄民族的“社会历史面貌留存下来”，拍摄小组采取了“搬演复原”的方法，被拍摄的村民们成了演员，演绎着逝去不久的生活。

　　搬演较多的是《苦聪人》。苦聪人（后经民族识别，确定为拉祜族的一支——记者注）一直散居在滇南哀牢山的密林里，20世纪50年代，经过解放军长途跋涉艰苦寻找，将大部分苦聪人迁移到政府安排的村寨定居。

　　为了拍摄重现苦聪人漂泊在原始老林里的迁徙和“钻竹取火”生活，摄制组安排了一个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的家族，在野外露宿，篝火被雨水浇灭，苦聪人钻竹取火，再次让篝火燃起，夺回了温暖。“影片中的雷鸣电闪，刮风下雨，都是后来在北京搞的特效。”杨光海说，“真要下雨，就拍不了”。

　　摄制组还把别的村寨的人集中到牛塘寨，搬演“男女谈情说爱，吹着芦笙跳着舞”。

　　这种拍摄方法，在当年设备落后、胶片短缺的情况下，使创作任务完成得较为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