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状元中的北京人(3)

　　关于状元吕造，还有这样的段子传世。吕造中状元的那年重阳节，章宗皇帝命吕造作《重阳诗》，吕造平时不擅长写诗，心中惶惧，绞尽脑汁写了两句：“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在此之前，章宗明昌二年(1191)，词赋状元是王泽民，当时正好遇到宋使送来枇杷，章宗皇帝便命王泽民写诗，王泽民憋了好长时间说：“微臣不识枇杷子。”于是民间便有“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的段子流传。

　　金朝取士只凭词赋、经义学为准，只为科举功名，不再多读书，出现这样笑话也属正常。其实，吕造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后来著有《尚书要略》一书。2007年，吕造家族墓在石景山区焦家坟出土，墓志铭显示吕氏家族有多人在辽、金时期担任高级官吏，是燕京地区的大族。

　　在吕氏父子之前，北京就有一位状元：刘仲渊。刘仲渊，大兴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人，字介石，生卒年不详。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词赋状元，这一年还举行过经义科考试，产生了经义科状元宋端卿。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刘仲渊任尚书礼部侍郎。大定六年(1166)，刘仲渊任详读官时，因事被贬为石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刘仲渊弟弟刘仲洙，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是大定三年(1163)的进士。刘仲洙性格刚直，敢于担当，尤长于治政，任职之处皆有功绩，深为世宗所称许。刘仲渊以罪贬石州时，仲洙上书请以某州易石州， 因朝议不许而作罢，为一时之能吏。

　　元明

　　两朝共有两名北京状元

　　元代和明代，“北京籍”的状元不多，一个朝代各产生了一名状元。

　　元代的北京状元叫宋本。宋本(1281-1334)，字诚夫，大都人。自幼聪颖，童年善读古文经史，读书穷日夜，句探字索，弄清楚一处内容后才学习下一内容。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他被选为辛酉科左榜状元，授翰林修撰。宋本性格豪爽，不媚权贵，且关心民生问题，他曾任集贤直学士、国子祭酒等官职，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宋本的弟弟宋褧(1294-1346，褧音炯)，是元泰定元年(1324)的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其文学与宋本齐名，人称“二宋”，宋褧著有《燕石集》。

　　明代，一直到明末，北京才产生一位本地状元，而且这位状元的名声还不是太好。这位状元叫魏藻德(1605-1644)，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人，字师令(一作恩令)，号清躬。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状元。不幸的是，他仅当了一个月的内阁首辅，明朝便灭亡了，他也因此成为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

　　当时在李自成步步逼近北京的情况下，崇祯急于筹集军饷，命官员捐款“助饷”，魏藻德为保住其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崇祯的征饷之事未见其成果而草草了事。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后，魏藻德便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魏藻德却回答说：“方求效用，哪敢死。”意思是说，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相传李自成部将刘宗敏逼迫魏藻德交出财产，在威逼之下，魏藻德交出白银数万两，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对他实施酷刑，最后魏藻德死于狱中。

　　清代

　　有北京旗人考中状元

　　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北京继续作为全国的都城。清代也沿用明朝科举取士制，朝廷需要读书人治理天下，而读书人也需要依靠朝廷，才能有所作为。顺治三年(1646)，清朝开科取士，产生了第一位状元：来自山东的傅以渐。

　　顺治八年(1651)，由于八旗弟子中读汉文的人数有限，朝廷为了让八旗子弟入仕，专门设立了满洲翻译、蒙古翻译两科，满洲翻译是将汉文译成满文，或以满文作答，蒙古翻译则是将满文译成蒙古文，而不是译成汉文，两科也称满榜，每三年举办一次，与文武科基本相同，最终选出的第一名为状元。开设满蒙两科主要是满文创立者额尔德尼和噶盖是仿照蒙古文字而创立，满蒙文字源远流长，互有联系。

　　清初，北京出现了两位满榜状元。第一位就是麻勒吉。麻勒吉(？-1689)，字谦六，瓜尔佳氏，满族正黄旗人，麻勒吉是顺治九年(1652)满族首位状元，麻勒吉崇尚汉族文化，是汉文化的“铁粉”，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汉名：马中骥，人们习惯称“麻状元”或“马状元”。

　　西城区厂桥地区，有一条东起护仓胡同，西至新街口南大街的胡同，马中骥就曾在此居住，因此人称马(麻)状元胡同，俗称状元街，现叫群力胡同。由于历史久远，马状元故居也无从查找，现胡同多为平房。胡同4号曾是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户籍办公室，末代皇帝溥仪在此办理过户口登记，一时传为“皇帝上户口胡同”，成坊间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