搂定宝塔山(5)

　　声名卓著的老摄影家吴印咸是世纪同龄人，1992年我们采访他时，正好92岁。他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等许多照片和纪录片，让延安岁月在好几代人心中得以永存。

　　老人高大、健朗，整个冬天都在北京小汤山疗养——不是因为身体，而是为了工作。住在远郊可以躲开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安静地写自己的文字，编自己的作品。说到身体，老人不无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诉我们，这是他当年夏天亲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巅拍的。去年还上了一次泰山哩。

　　“要问我怎样去的延安，”老人带一点笑意，“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本不想在延安长待，后来却不想离开边区了。”

　　说来话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纷纷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著名的左翼电影家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章在武汉会合了。袁牧之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爱国精神所激发，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缺乏必要的电影器材。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陈波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设想。

　　周恩来非常重视，经与中央商议，亲约袁牧之面谈。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应由此着手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大家开始积极筹备起来。最重要的是业务骨干。袁牧之特邀当时在上海的吴印咸来承担。吴印咸答应了，打算拍完就回沪。同时，从香港买来了16毫米轻便摄影机和少量胶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能挤出这么一点经费谈何容易。

　　事有凑巧，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这时也来到中国，拍摄反映全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专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伊文思的敌后之行，几次据理力争，仍不予批准。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决定将他使用的35毫米单镜头“埃姆”摄影机及一些胶片，赠送给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能够拍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资料，向国外广做宣传。出于安全的考虑，组织决定委托刚到武汉、还未引起当局注意的吴印咸出面接受这批器材。两人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点见面了，伊文思将器材交给他时，连连用中国话说：“延安！八路！”

　　1938年8月，吴印咸随袁牧之悄悄离开武汉去了延安。本以为完成片子就能回来，走时连家人也没有告诉。

　　10月1日，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轩辕黄帝陵正式开拍。担任主摄影的吴老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他通过高精度的镜头看到了一个和内地迥然相异的新天地。他拍下了毛泽东在延河岸边和老乡聊天，拍下了进步青年络绎不绝奔赴陕北、“双手搂定宝塔山”，拍下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与日寇的殊死肉搏，拍下了行军夜宿的战士们为了不惊扰群众，卸下门板露宿村道……

　　一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都和他30多年的国统区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切都集聚为这位严肃的艺术家对国家命运和人生追求的深沉思考。这次非比寻常的采访拍摄，促成了吴印咸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郑重地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要求长期在根据地待下来。此后，吴印咸成为中国革命摄影和电影事业最早的创建者之一，用大量的作品，给历史留下珍贵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