搂定宝塔山(4)

　　那天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北京站附近丰收胡同艾青的家。由于天冷，加之受过伤的手时感不适，82岁的艾青很少会客。夫人高瑛有些作难，我们也自感冒昧。不想艾老听说延安来了人，愿意立即就谈，要我们到里屋去。

　　1940年，艾青应陶行知先生之邀，带着厚厚的一叠诗作，从湖南乡下来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同时写作、编辑《文艺阵地》，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经过郭沫若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次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希望能够到“山那边去”。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各种麻烦，艾青让妻子和几位八路军家属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先走一步。到了二月，早春的山城已经遍地绿意，他和东北籍画家张仃、作家罗烽一道启程北上了。

　　他们是蹲过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狱的难友，很是要好。“九·一八”事变后逃出狱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张仃，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并留在延安，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鲁艺工作过一段，后又被派回内地。

　　这次，张仃搞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身材稍高的艾青乔装为高级参谋，熟悉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当秘书，罗烽自告奋勇担任勤务兵。

　　出发前周恩来送来1000元盘缠，叮咛他们要走大路，不要抄小路，免得引起怀疑。万一被扣，立即电告郭沫若，这边可以利用《新华日报》平台，通过舆论揭露当局。

　　一行三人登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颠簸到宝鸡，遇上了正在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夫妇，便将证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结伴同行。先坐火车到耀县，然后转乘驴车。一路经过了47次盘查，道不尽的跌宕起伏、风险迭出。“勤务兵”罗烽每到一处，便忙着搬东西、打洗脸水。

　　他们来到耀县城外，天已擦黑。军警开箱检查，并用手电直射他们，一个个“验明正身”。进城刚在旅店睡下，又来收查证件，声称要由局长亲阅后发还。五人一夜未能合眼，四更便套好驴车，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罗烽口气很是凌厉：“一个证件审了一夜，办事如此拖沓！我们长官发脾气了，要向上峰报告。”军警慌了，只好告以实情：“局长搓了一夜麻将，我有啥办法？”赶紧将证件还给了他们。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消失在曙色之中。

　　过了铜川，盘查更紧。还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车同行。他们挑选了一位姓牛的国民党杂牌军官做伴，以为掩护，从此才稍稍安宁。熟悉之后，这位饱受嫡系部队歧视的军官还向他们倾吐对蒋委员长的不满呢。

　　洛川、富县之间有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放眼望去，陕北高原一派萧索，三人看着这块被雨水山瀑冲刷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不由悲从中来——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苦难的祖国！地平线上有一个碉堡。再往前，就是边区了。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蓦地缄默了。追寻半生的旅人，来到人生的分界线，心头浮起一种庄严。没有人提议，大家不约而同下车步行，最后一次交验了证件，便大步跨进了自己的土地。不久，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滚，高声唱起了《国际歌》。艾青记不真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们却想起了他在那个年代的诗句：“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们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给太阳》)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边境上准备好了武装护送。他们却在到达边区的第一个小镇时，买了一只鸡、一点肉，以庆贺夙愿的实现。

　　1941年3月8日，五个人终于来到了宝塔山下，张闻天和凯丰设宴洗尘。艾青被分配到边区文协，不久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还记得，动手收拾新居时，彭真跑过来说：“你要干什么，我手下有一连人，可以帮忙。”

　　伊文思用中文说“延安！八路！”

　　吴印咸在镜头里看到了崭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