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克斯：两本烂书后，我才成为真正的作家(2)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正式认可的第一部作品是《诸圣日的恋人》(Lovers on All Saints’ Day )，那才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它首次在2001年出版，然后在2004年又被我融入了长篇小说《告密者》中。

　　一次人生顿悟的经历

　　新京报：在这两本小说之后，有一段经历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影响。你也屡次提到比利时阿登地区那对老夫妇给你带来的改变，今天能详细讲讲当时的情况吗，到底发生了什么？

　　巴斯克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女朋友成为我妻子的时间内。当时我遇到了那对老夫妇，那位丈夫出生于1924年，妻子出生于1927年。我当时居住在巴黎，他们居住在比利时阿登的山脉地区的一间大屋子里。所以这对夫妻是在过着一种非常复古的、隐居式的生活。在有次旅行的时候，住在巴黎的我来到了那个地方，遇见了他们，于是和他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这应该是1999年初的事情了。

　　新京报：你是怎么从巴黎跑到那个地方的呢？

　　巴斯克斯：那个时候我恰好准备离开巴黎。我陷入了个人危机，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危机——我出版了两本让我感到非常不满意的书籍。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时刻。我想要离开巴黎，同时，我又不想回到哥伦比亚。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我如此渴望着成为一名作家，觉得应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我选择了旅行，到了那个地方，遇到了这两位老夫妇。我和他们讲述了我的近况，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离开巴黎但又不想回到哥伦比亚。他们和我说，那就试着和他们一起住上一个礼拜。接着，又从一个礼拜变成了一个月。他们说，如果状况还是没有好转的话就再待一个月试试。他们告诉我说，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一直在这里跟我们住下去，直到——你搞清楚自己的人生为止。

　　新京报：所以最后你待了多久？

　　巴斯克斯：我就在他们的那个空屋子里留了下来，他们的孩子都已经结婚离开了。最后，我在那里待了整整9个月。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我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到底想写什么样的小说，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巴塞罗那——我决定自己应该去的地方是巴塞罗那，在那座城市开始我的新人生。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接着我回到哥伦比亚结婚，然后前往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我开始了作家的新生活，每天埋头写书，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诸圣日的恋人》。

　　回到哥伦比亚

　　新京报：2012年你回到了哥伦比亚，在你看来，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巴斯克斯：当我回到哥伦比亚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从任何方面来说，它都变得完全不一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我在2012年回到哥伦比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前更加保守，它能容忍更多差异，比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宗教上的差异。它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更加温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搭乘7月份的飞机降落在哥伦比亚的。仅仅几周之后，哥伦比亚政府便通过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之间的协商和谈体现了这一点，政府试图结束这场影响了整个国家长达50年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冲突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便开始了。这场和平谈判发生在政府和整个国家、整片大陆历史最长的游击队之间，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抵达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民，我也非常艰难地努力参与到这个事件中，通过自己的政论文章和论文等等，去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试图加入到这场和平谈判当中。对我来说，我也重新有了能在哥伦比亚正常生活下去的机遇。

　　新京报：所以你经常会在杂志上写写专栏政论什么的。很多拉美作家都习惯这样做，但你不会觉得，写小说和写政论之间存在巨大的分裂吗？

　　巴斯克斯：唔，我的观念其实是我自己都不会遵循的——我认为作家的唯一义务就是尽他所能地写作。这是我的看法。但我也说了，连我自己都没有遵循这个观念。我会有这种感觉，我是个小说家，但同时我也是个哥伦比亚公民，作为公民，我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参与辩论，并且慢慢地尝试将社会推向我脑中认可的那个模式发展。或者，通过撰写的一些政论，我尝试让我的读者脑中形成某种观点，然后面对那些我们通常所说的来自权力的事实扭曲、谎言和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