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象北上 不是“回老家”

　　蔡辉

　　“光有唐之城邑，驱之则百兽风驰。玩之则万夫云集，故其威容足尚。”这是杜甫在《越人献驯象赋》中写下的句子，赋中提到的大象可能来自今天的广西。

　　在唐宫，犀象舞是重大活动中必备节目。  

　　“安史之乱”时，这些舞象被安禄山掠至洛阳，因不肯舞蹈，安禄山“怒命置于阱井中，以烈火烧，使力疲，俾壮士乘高而投之，洞达胸腋，流血数石”。

　　唐德宗(780年到805年在位)时，因宫廷舞象太多，曾下令放归荆山(全国共五座荆山，此处应指陕西省的荆山)，可见当时北方气温高于现代。从考古看，殷商时中原尚有大象。

　　一些网友误认为，大象产自古代北方，称前些日子轰动一时的云南大象北上是“回老家”，还有人开玩笑说，大象来找相声演员孙越(曾在北京动物园任大象饲养员)。

　　这些说法不准确。

　　云南北上大象是亚洲象，当气温达到零摄氏度时，便“眼结膜水肿充血，流泪”“双耳边缘因冻伤而呈现大面积坏死”“四肢僵硬体力不支，只在原地头部晃动，不能站起”，古代北方气温虽高，但冬季与今天“相差不大”，亚洲象无法在野外过冬。

　　事实上，北方原有的大象是菱齿象，是现代非洲象的祖先，已灭绝。至少在杜甫时，北方已无野生大象。菱齿象为什么会灭绝？主因是人为猎杀，而非气候变化的影响。

　　北方古象后代在非洲

　　在甲骨文中，已有象、为(从人牵象)、豫等字，说明当时北方有大象，但长期被忽视，直到1915年，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才首次指出这一点。

　　1934年秋、1935年秋，在殷墟“象坑”中分别出土两具大象骨架，其中一坑中还有1具人骨架，估计是“象奴”，即驯象人。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获象”(即猎象)的记载，比如“殷王田狩于楚地，获大象二匹”，坐实当时不仅有家象，也有野象。

　　有学者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提出大象是从北方迁到南方去的。并认为河南简称“豫”，即来自大象。但事实上，古豫州比今天更靠北，范围也更大，而《吕氏春秋》距商代甚远，难分是信史还是传说。

　　学者李冀先生发现，虽从中原考古出土的象骨常标为“亚洲象”，但多是残片，以当时技术条件，难免误认。古代大象生活环境区分明显：猛犸象生活在寒带，亚洲象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居于二者之间的，则是菱齿象。

　　在所有象种中，古菱齿象体型最大，比今亚洲象大1倍左右，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均发现了它的骨骼化石。古菱齿象有变种，有的体型较小，与今亚洲象近似。这种小型菱齿象是否应单列为一种，学界尚未统一意见。

　　小型菱齿象在外表上很像亚洲象，但在血缘上，是现代非洲象的祖先。与云南北上的大象，不是一个祖宗。

　　汉代已无菱齿象

　　那么，怎么才能证明当时北方大象不是亚洲象呢？青铜器上有蛛丝马迹。非洲象鼻端有二指，亚洲象则是单指。

　　李冀先生根据1996年版《中国青铜器全集》收录的多张照片证明，北方出土的象型青铜器上，鼻端都是二指，倒是湖南出土的象尊上是单指。这说明，商周两代，北方大象应是小型菱齿象，湖南等地可能是亚洲象。这与《绝越书》中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契合，苍梧大致在今湖南、广西一带。

　　战国时，北方已难见大象。《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小型菱齿象灭绝，或与食物匮乏相关。大象一天3/4的时间都在进食，成年亚洲象每天饮水160至220公斤，需200公斤左右食物，产生150公斤左右的粪便，每只大象平均需要10平方公里的草地。

　　春秋战国是北方环境遭较大破坏的时期：

　　一是人口迅速增加。春秋初，中原人口仅五百七十多万，加上游牧民，勉强一千万，到了后期，增长到两千万；战国初期，突破三千万，后期增长到四千万。

　　二是战争不断。春秋共400多次战争，战国又是200多次战争，后者次数虽少，规模却剧增，以秦赵的长平之战为例，双方在上党对峙3年，国力几被耗尽。

　　列强都在掠夺资源，大象也失去了生存空间。到汉代时，北方已无野生大象。

　　大象混成了江猪

　　汉武帝时，宫中设奇华殿，专养动物，有“巨象、师子(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养大象，是为装点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