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繁简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质疑汉字简化之后“親不见、愛无心、産不生、厰空空”，割裂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简体字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只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其法定地位。经过历史沉淀、专家整理的简化字，不但符合汉字构形规律，提升了文字沟通效率，而且也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  

　　简体字是古代文字的组成部分

　　虽然简化字是在简体字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但简体字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更不是专家在屋子中面壁冥想创造出来的，简体字在历代手写文献中均有出现，是古代文字的组成部分。比如，“马”的简体形式在东晋王羲之的草书作品中就有出现。有网友质疑博物馆展品为赝品的所谓“证据”之一，即简体字“乱”更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作为“亂”的俗字而存在。《颜氏家训·书证》已有“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的记载，颜真卿所书《颜氏干禄字书》中也标明“乱”是“亂”的俗字。在欧阳询、米芾等书法大家的碑帖中，简体的“乱”也时常见到。

　　简体字与繁体字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两者并非依次出现，简体字也不都是繁体字的机械简化。简体字出现的时间非常早，部分简体字甚至远早于繁体字。例如“虫”一般被认为是“蟲”的简体字，但实际上“虫”作为古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比“蟲”出现的要早得多。

　　简体字在古代主要是俗字，通常用于非正式场合的个人信件书写和非正式作品的抄写等。简体字与常用于印刷和正式场合的正体字形成互补关系。《颜氏干禄字书》通常将俗字与正字并写，并指出正俗，同时还专门指出俗字、通字和正字的使用范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介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简体字在古代的使用频率已经很高，王力先生就指出，“简体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字就不少……宋元以来简体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今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大都是历代相传下来的简体字，它们的出现时间早且在许多文献中都有使用，是我国古代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化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社会上有部分人认为，由于推行简化字，许多人读不了古书，从而阻断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形成“繁体字文化”和“简体字文化”两个断裂的阶段。其实，字形的演变并不会阻隔中华文化的传承。记录中国文化的不只有以楷书为主的印刷作品，也包括手写、手抄等竹牍简帛，还包括镌刻文字的甲骨和青铜器。汉字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正式字体，还有常用的草书、行书等辅助性字体。虽然这些字体出现的时代不同，使用的场景也有差异，但这些文字都以自身的形体特点与形式，记录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字体系。

　　文字形体伴随历史进程而逐渐改变，特别是由篆书向隶书的演变，使汉字基本摆脱了古文字象形的特点，在文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汉字形体的改变并没有隔断中华文明，同理，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形体转变也不会隔断中华文明。

　　汉字由繁到简的转变符合汉字的演变规律，是汉字自然发展变化的结果，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容易实现“用简识繁”，许多简体字在古代就已经被官方接受并认定为正体。比如，“礼”通常被认为是“禮”的简体形式，但早在唐朝“礼”就已经被认为是正字。

　　简化字对繁体字的改造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形体构造符合汉字的“六书”理论，经常使用的方法有：保留轮廓和特征，如：飞(飛)、齿(齒)；草书楷化，如：长(長)为(為)；换用简单符号，如：鸡(鷄)、汉(漢)等。这些简化字符合汉字的构字特点，并通过类推构造了大量的简化字。简化字很容易与原有的繁体字对照起来，经过简单训练阅读经典文献并不困难。此外，当下电脑的普及和科技手段的加持，繁简之间的转化能够瞬间完成，繁体字转化为简化字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高，不使用繁体字也能阅读古籍。古典文献学专家张箭介绍，简体字版的古籍比繁体字版古籍要印得清晰，也便宜得多，更利于购买和收藏，对古籍整理也非常有利。因此，简化字是汉字自然发展的结果，具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简化字能创造更丰富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