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某博物馆举办的书画展中，清代书法家苏廷玉的行书作品中见有数个“乱”字，在网上引发争议：“简体字是近现代才有的，清代书法作品中出现简体，肯定是赝品。”其实，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更是上升到了文物真伪判定的层面。那么，汉字繁简，到底能否成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1 繁简并存是汉字起源现象，更是汉字生命现象

　　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线条多寡不一的相近形象，就已预示着未来脱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所以说，繁简并存，在汉字起源之初就已如此。

　　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在汉字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变与发展，这就是繁化与简化。文字学家梁东汉说：“从图画文字发展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简化与繁化，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实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层面，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汉字，同字正反不定，有繁有简，异形严重。如“渔”字，或从四鱼，或从二鱼，或从一鱼；再如“车”字，或因“画成其物”的“车”形各有差异，又或因创制“车”字的“仓颉”并非一人，也或因据以“观象”的视角多有不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十个之多。

　　时至战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更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时空舞台。秦代一统，书同文字，小篆虽以规范统一的字体在法理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300多年之后，我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创制完成，它“叙正篆，合以古、籀”，将古今文字汇于一书，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繁简并存的用字局面；特别是其中的古文与籀文，尽管都以“重文”身份列于正篆之后，但古文简，籀文繁，即是繁简并存最为直观的体现。

　　当前，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化字为主，但在诸如文物古迹、书法篆刻、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我们相信，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可能也绝不会消失。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共，世代相传。

　　2 现行简化字是历史的积淀

　　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相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比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云”字，为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到小篆中增加了“雨”旁成“雲”形，现行简化字启用了古本字“云”。语言文字学家李乐毅说：“80%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了30%左右。”

　　秦汉时期，下层官吏书记事务日趋繁忙，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要，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于是草化成了必然之势。从隶草到章草再到今草的演化历程，即显示了其满足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而这种简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逐渐积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草书简体字便跃然“简”上。如“爲”字，本从爪，从象，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为”。再如“言”字，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化，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讠”，如请、谨、计、谓、谁、语、诛、记等字。还有同音替代者，如“餘”字，《说文解字》：“餘，饶也。”为丰足，宽裕义。《说文解字》：“余，语之舒也。”《尔雅·释诂下》：“余，我也。”作语气词或第一人称代词用。二字古音相同，汉简就用简单的“余”代替了繁复的“餘”。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历代官方多曾倡导使用正体字，但形体简化的俗体字一直在民间大行其道。明末学者吕留良说：“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清代《红楼梦》的手抄本中，就用了铁、过、绛、说、坏、劝、听、体等一批简体字。这些历代出现的简体字、俗体字，都为现行简化字提供了直接字形素材。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对现行最为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解放区和建国后新出现者只有101个，不及总数的20%，而其余420个早已有之：其中先秦68个，秦汉96个，魏晋南北朝32个，隋唐五代29个，宋辽金元82个，明清53个，民国6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