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还是史实：有关“五谷”的考古发现

　　植物考古与文献中的“五谷”

　　考古学下面划分有很多专业，比如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边疆考古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专业叫作科技考古，也就是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科技考古包括很多分支，比如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等，我所从事的是植物考古。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考古方面的新闻比较出名的是三星堆发掘。如果在座有同学问我有关三星堆出土青铜面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如果要问我三星堆人当时吃什么？吃大米(水稻)还是吃小米(谷子)，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三星堆人当时是，既吃大米也吃小米，换句话说，三星堆文化的农业生产特点是稻旱混作，既种植水稻又种植谷子和糜子。这是因为在三星堆人之前，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一批人实际是从甘青地区过来的，他们就是吃着小米进入成都平原的。这就属于我们植物考古研究的范畴。  

　　关于植物考古的学科定位，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和分析古代植物遗存，这里的关键点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什么？第二句给予解释：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植物考古不是要研究植物，而是要研究植物背后的有关人和文化的故事，所以只有考察从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我们才能知道其人文背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呢？这就是第三句话要解答的了：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事实上，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这也是现代考古学的终极目标。

　　我们都知道，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了。但是，古代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不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火烧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的话，就可能变成炭化物质，即炭化的植物遗存。炭化植物遗存是无机质物质，所以能够长期埋藏和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炭化物质的密度小于1，所以如果将遗址堆积土壤放入水中，比水轻的炭化物质漂浮在水面，比水重的土壤颗粒沉入水底，这样就可以使得炭化植物遗存和土壤分离，从而提取之。这种发现和获取植物遗存的方法就叫“浮选法”。

　　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获取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方法，自本世纪初开始普遍应用在我国考古工作中，至今已经在数百处考古遗址中发现和出土了数量非常庞大的古代植物遗存，其数量之大，在座同学们可能想象不到。比如仅我的实验室现在收藏的就有几百万粒炭化植物种子，是先后从100多个考古遗址之中浮选出来的。这些炭化植物遗存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农作物。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复原的是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而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植物是人吃的那些植物，当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之后，人类吃得最多的植物自然就是农作物，所以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植物遗存99%以上都是农作物。

　　有趣的是，通过对考古出土农作物遗存的鉴定和统计发现，秦汉以前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数量虽然很多，但仅有六个种类，即水稻、谷子、糜子、大豆、小麦和麻。也就是说，在秦汉之前，我们中国古代农业种植的农作物就是这六种，其中麻是经济作物，而水稻、谷子、糜子、大豆和小麦是粮食作物，也称作谷物。

　　那么，考古发现的这五种谷物与我们常说的“五谷丰登”中的五谷是否有关联呢？

　　五谷这个词最早出自《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也？”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论语》被后世历代儒家学者逐字逐句地反复诠释，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五谷的解释。例如，东汉时期的赵岐认为：“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而另一位东汉儒家学者郑玄的解释是“五谷，麻、黍、稷、麦、豆也”。黍是糜子，稷是谷子，学名是粟，麦是小麦，菽和豆是指大豆。如果将赵岐和郑玄的解释合并在一起，正好与我们在植物考古中发现的六种农作物相吻合，不仅数量一致，种类也一致。这也就印证了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五谷”是真实存在的。

　　关于“五谷”的文献记载，我们其实还可以往前推。例如，西汉早期的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列举的与时辰相对应的五种谷物就是麦、稷、黍、菽、麻，与郑玄对五谷的解释相同。如果再向前追溯，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审时》讲述播种节气的重要性时，列举的农作物是禾、黍、稻、麻、菽、麦，禾就是稷。也符合赵岐和郑玄对五谷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