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前夕，应主人之邀，我蘸墨挥毫，在纪念册上写下“长安之春”四个大字。事后想，若添上前缀“永远的”，那就更贴切了。当时涌上心头的，是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借助唐诗及唐人文章，描述唐代长安春天百花斗艳、令人心旷神怡景象的《长安之春》(东京：平凡社，1967)。  

　　来时飞机上读《中国之翼》，其中《春过陕南万顷黄》一文，介绍“春在万亩梯田上”的汉阴县、“春在朱鹮飞舞时”的洋县以及“春在乡村小镇上”的勉县等，都是此行的采风点，只不过我们迟到了一个月，且看的是文教遗物，而不是自然风景。

　　当然，换一个角度，初春暮春都是春，文教遗物也可作为风景欣赏。

　　鲁迅之憾

　　到陕西考察或游览，看周秦汉唐的珍贵文物，乃常规动作，大概所有人都这么做。但作为非本专业的“专家”，此前我多次访陕，除了观赏十三朝古都的众多宝物，还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易俗社剧场、西安事变旧址、户县农民画、党家村古建筑群等。这回的观察，依旧别有洞天——主要着眼点不在帝京风物，而是大学历史。

　　将近一百年前，鲁迅来西安讲学(1924年)，那时陕西的高等教育还相当落后，这既是政治经济的体现，也是文化学术的折射。2006年11月，我与哈佛大学王德威、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以及陕西师范大学陈学超合作，在西安市政府及陕西师大的鼎力支持下，在西安召开了“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谈论历史文化名城，特别关注其中的古今对话，是我一贯的学术立场，故提交的论文题为《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1924年的七八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来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又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我除了努力钩稽、复原鲁迅的“杨贵妃”小说或戏剧创作计划，更着重阐述：作为思接千古、神游万仞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复活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如何借纸上风云，重建千年古都长安。论文经由对这一“故事”的深入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探讨古都的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

　　鲁迅有很好的史学眼光、美术趣味以及金石学修养，但对日渐崛起的考古学、建筑史以及壁画研究等，则相对陌生。再说，从考古学、建筑史或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的“长安研究”，在鲁迅酝酿撰写《杨贵妃》的时代，可借鉴的成果少得可怜。也正如此，我参观陕西众多博物馆时，不仅赞叹藏品丰富，更专注其保护、陈列与解说，以及蕴涵其中的时代学术水准。比如，我参观碑林博物馆时，会追问其历史沿革；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特别赞叹唐代壁画珍宝馆及壁画库房；参观西安城墙景区，对含光门遗址博物馆情有独钟。私下里假想，若鲁迅活在今天，遥想“唐朝的天空”，不再是无所凭依了。

　　高教陕西

　　今天陕西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博物馆建设，得益于中外学界的通力合作，但本地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前几年教育部公布第四轮学科评估，考古学科并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学与西北大学——后者乃陕西文科唯一的A+，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绩。

　　不仅仅是考古学，经由抗战西迁、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如今的陕西，已演进成高教强省。

　　几年前我曾撰文，谈及经由985、211等工程，中国大学两极分化，“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基于此考虑，这些年外出讲学，我更注重“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回陕西采风，我就自己加戏，联系了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为这两所大学各做一专题讲座(前者临时添加一场师生座谈)。因为我深知，远离省城的大学，办学相对要难得多。

　　至于讲什么，我犹豫了好一阵，最后选择了“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早就知晓河南大学抗战中多次迁徙，1945年3月因战事失利而辗转到宝鸡县东的石羊庙落脚，但当年在河大校史馆中目睹照片中那一堆破败的窑洞以及学生们的追忆文字——清晨军号声响，师生们从土里冒出来，席地而坐，继续读书……那一瞬间我还是很震撼。据说几年前，河大在宝鸡西城高中立西迁办学纪念碑，但没什么文物，我就不去看了。相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汉中办学的历史，在我的研究视野中，这回非实地考察不可。在这个意义上，选择此演讲题目，一半为学生，一半为我自己。

　　北大侧影